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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对！”基督山说，“还有一句附言。”
“是的，是的，”少校跟着说，“还——有——一——句——附——言。”
“‘为了不麻烦卡瓦尔康蒂少校从他的银行提款，我送了他一张两千法郎的支票给他用作旅费，另外再请他向你提取你欠我的那笔四万八千法郎。’”
少校一脸焦急的神色一直持续到那句附言读完。
“好极了。”伯爵说。
“他说‘好极了，’”少校心中自语，“那么——阁下——”他答道。
“那么什么？”基督山问。
“那么那句附言——”
“哦！那么附言怎么样？”
“那么那句附言您也象那封信的正文一样可以接受吗？”
“当然喽，布沙尼神甫和我有点关系。我记不得到底是不是还欠着他四万八。可我敢说，我们不会因其中的差额起纠纷的。那么，您对于这句附言觉得很重要吗，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我必须得向您解释一下，”少校说，“因为十分信任布沙尼神甫的签字，我自己并没有另带着钱来，所以如果这笔钱保证不了的话，我在巴黎的情形就要很不好过了。”
“象您这么有身份的一位人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受窘呢？”基督山说。
“哦，说真话，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少校说。
“但人家总认识您的吧？”
“是的，人家认识我，那么”
“请说吧，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那么您可以把这四万八千里弗付给我的了？”
“当然啦，随便您什么时候要都可以。”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睁得圆圆的。“但请坐，”基督山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了些什么，竟让您站在那儿一刻钟。”
“没关系。”少校拖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了。
“现在，”伯爵说，“您想吃点儿什么东西吗？来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
“阿利坎特葡萄酒吧，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这种酒。”
“我有几瓶上好的。您用饼干下酒好不好？”
“好的。我吃点饼干，多谢您这样周到。”
基督山拉了拉铃，巴浦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
“怎么样？”他低声说道。
“那个青年来了。”贴身跟班也低声说道。
“你把他领到哪一个房间去了？”
“照大人的吩咐，在那间蓝客厅里。”
“对了，现在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来。”
巴浦斯汀走了出去。
“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扰您，实在于心不安。”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浦斯汀拿了酒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只杯子斟满，但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滴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蛛丝，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确切地证明这确是陈年好酒。少校也十分聪明地拿了那只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伯爵叫巴浦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他的客人旁边，客人就带着一种很满意的表情啜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然后又津津有味地把他的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
“哦，先生，您长住在卢卡是不是？您又有钱又高贵，又受人尊敬——凡是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具有了？”
“都具有了，”少校说，急忙吞下他的饼干，“真是都具有了。”
“您就缺少一样东西，否则就十全十美了，是不是？”
“就缺少一样东西。”那意大利人说。
“而那样东西就是您那个失踪的孩子！”
“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那的确是我的一件憾事。”这位可敬的少校两眼望天，叹息了一声。
“尽管告诉我，那么，”伯爵说，“您这样痛惜的令郎，究竟是谁呢？因为我老是以为您还是一个单身汉。”
“一般都是那么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且您还故意证实那种谣传。我想，您当然是打算掩饰青年时代的一次不检点，免得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
少校的神色又复原了，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从容不迫，同时垂下他的眼睛，大概是想借此恢复他面部的表情或帮助他想象；他时不时朝伯爵偷看上一眼，但伯爵的嘴角上依然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
“是的，”少校说，“我的确希望这种过失能瞒过所有人。”
“起因当然不能怪您，”基督山答道，“因为象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过失的。”
“噢，不，当然不能怪我。”少校说着，微笑着摇摇头。
“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伯爵说道。
“是的，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他那个可怜的母亲！”少校说道，并拿起第三块饼干。
“再喝一点酒，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伯爵一面说，一面给他倒第二杯阿利坎特葡萄酒，“您太激动啦。”
“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尽量想让他的意志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泪腺，以使便出一滴假眼泪来润湿他的眼角。
“我想，她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吧，是不是？”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她的名字是叫——”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督山说，“您告诉我也多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阁下是无所不知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丽伐·高塞奈黎，对不对？”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总算娶到了她？”
“是的，我娶到了她。”
“您肯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证书，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烈吗？”
“我想是的。”少校说。
“什么！您‘想’是的？”
“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也是，”基督山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来十分抱歉，因为不知道非要用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疏忽，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那就很不好办了。”基督山答道。
“那么，它们非要不可吗？”
“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呀。”
少校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哎呀，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没错，”少校说，“可能会有人怀疑的。”
“倘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非常不乐观了。”
“那时他极其不利。”
“或许那会让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太糟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对这些是很看重的。象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不行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无懈可击的证明文件。”
“那真不幸，我可没有这些必需的文件。”
“幸好，我有。”基督山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见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怕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里弗产生麻烦，“啊，真的，那就太走运了，是的，实在走运，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它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呀！幸亏布沙尼长神甫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非常谨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书。”
“是的，没错，是这个。”那位意大利人惊诧地望着说。
“这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出具的。”
“完全不错。”
“那么，拿走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可以把它们交给令郎，令郎自然要小心保存起来。”
“我想他一定会的！如果他遗失了”
“嗯，如果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督山说。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需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这事就难办了。”基督山说道。
“几乎是不可能办的。”少校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