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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正如我们把那些在政治上从没遭受过挫折的看作是有才干一样，很多人恨他，但也有很多人热心地保护他，只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喜欢他。他在司法界一直地位很高，而且能始终以中直的态度维持着他这个地位。他的会客室，在他年轻的妻子和他那未满十八岁的、前妻所生的女儿的操持之下，可称得上是巴黎最正统的客厅之一。小心尊崇着传统习俗，严格的礼节、礼貌，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忠贞不渝，对各种理论和理论家的极端蔑视，对理想主义的深恶痛绝——这些就是维尔福先生在内心深处或公开场合所标榜的人生哲学。
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位法官，而且几乎是位外交家。他和旧王朝的关系使他得到了今天的器重，每当他讲到旧王朝时，总是显出庄严恭敬的态度，而他所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不但始终受到当朝人的迁就，而且有时还承蒙咨询。要是人们能除掉维尔福先生的话，情形或许就不会象现在这个样子，但他就象那些敢于违抗国王的封建诸侯一样，住在一个无法攻陷的堡垒里。这个堡垒就是他身为检察官的这个职位。他极其巧妙地运用了这个职位所带来的种种优势，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决不辞职，至多只请人暂时代理一下，以此避免反对的立刻而始终处于保守中立。维尔福先生通常极少出去拜客，也极少回拜。他的妻子代他去拜客，这已是社会上所公认的事了，他们以为法官工作繁重而谅解了他，实际上他却是出于一种傲慢的想法，这正是贵族的本质——的确，他实践了“只要你自以为了不起，别人也就会以为你了不起”这句格言，这句格言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比起希腊人的那句“认识你自己，”实在是更有用，而我们却用那比较省力而更有利的“认识别人”
取代了希腊人的这句格言。
对他的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于他的仇敌，他是一个沉默的死对头，对那些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他是法律的化身。傲慢神气，死板的面孔，沉着冷漠或锐利探询的目光，即有这些使这个人巧妙地度过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在革命中建立和巩固了他升官发财的根基。维尔福先生在法国一向是以最不好奇和最不怕麻烦的人见称的。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译注］；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以他步入法庭时那种庄重和平稳的步子走了进来。他从前在马赛当代理检察官时我们曾见过他，还是那个人，说得更确切些，是原来的那个人现在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
照例在他身上造成了某些变化，但在这变化中他却未改变多少。他人从消瘦变成了羸弱，脸色从苍白变成了焦黄；他那深陷的眼睛现在更深了；他那一副金边眼镜，架在鼻子上的时候，似乎成了他脸上的一部分。他着一身黑衣服，只有领带是白的。这身打扮唯一不同于丧服的地方，就是穿在纽孔上的那条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象是用红铅笔划出来的一缕血丝。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阁下，”维尔福说道，说话的门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象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阁下，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阁下，”伯爵冷冰冰地回答说，“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为一位母亲保全了她的儿子。因为常言道，母子之情是世界上最真挚神圣的感情，而我的运气好，阁下，使您来此履行一种义务，而您在履行这种义务的时候，无疑的给了我莫大的荣幸。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对我的这种赏脸平时不是轻易肯给的，但是，这种荣幸不论多么可贵，却仍然不足以与我内心里所感到的满足相比。”
维尔福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不禁吃了一惊，就象个军人感到他所穿的甲胃上被人猛击了一下似的，他的嘴唇轻蔑地微微一弯，表示从现在起，他想象中的基督山伯爵不再是一个文明的绅士了。他向四周看了一下，想找点什么来作为继续交谈的话题，因为刚才的那个话题似乎已摔得粉碎了。
他看到了他进来时基督山在研究的那张地图，于是说道，“您好象在研究地理吧，阁下。这可是一种很有趣的学问，尤其是您，我听说，凡是这张地图上标明的地方您都已经见识过了。”
“是的，阁下，”伯爵答道，“我很想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一番哲学研究，而您却是每天在作单个的实验。我相信，从整体来推论部分比从部分来求解整体要容易得多。这是代数学上的一条定理，我们应该从已知数来推论未知数，而不是从未知数来求已知数，请坐，阁下。”
基督山指了指一张椅子，于是那位检察官不得不向前移动几步坐了下来，而伯爵确向后一靠，便坐到了他椅子里，维尔福先生进来的时候，他原就是坐到了他的椅子上的。所以伯爵是侧面向着他的客人，背向着窗，手肘撑在那张当时正在谈论的地图上，这一番谈话也象以前与腾格拉尔和马尔塞夫谈话的时候一样，是随环境和对方的为人而改变的。
“啊，您自称为哲学家，”维尔福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趁这沉默的期间喘了一口气，象是一个摔跤手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哦，阁下，真的，假如我也象您这样无所事事的话，我一定会去找一件更有趣的事来做的。”
“老实说，阁下，”基督山答道，“如果把人放在一只日光显微镜下来研究一下的话，他实在只不过是一条丑陋的毛虫而已。您说我无所事事，真的，现在我也来问一句，那么您呢？您认为您是有所事事的吗？说得更明白一些，您以为您所做的一切够得上称为‘事吗’？”
这个陌生的敌手所作的第二次进攻如此猛烈，以致维尔福不禁又增加了一份惊异。这样强有力的怪论此法官已好久没听到了，说得正确些，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检察官竭力作出回答。“阁下，”他说道，“您是一位外国人，我相信您自己也曾说过，您曾在东方各国住过很长时间，所以您不了解人类的法律是如何值得我们审慎详密的研究一番，因为在那些野蛮的国家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律的。”
“噢，不，不，我了解，阁下，那一切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专门研究各国法律的。我曾拿各国的刑事法来和自然法作比较。而我得说，阁下，我常常发现原始部落法律，即报复法，是最符合上帝意志的法律。”
“假如采用了这条法律，先生，”检察官说道，“我们的法典就可以大大地简化了。倘若如此，那么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法官们就会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这种情形或许会出现的，”基督山说道。“您知道，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复杂趋向简单，而简单的总是完美的。”
“但目前，”法官又说道，“我们的法典却正处于全盛时期，它是根据茄立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译注］的风俗，罗马法律和法兰克族［法国民族的一支。——译注］的惯例，从这一切相互向矛盾相触的条例中推断制定出来的。而那种种知识，想必您也同意这种说法，不经过长期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经过一番刻苦的研究，而且还必须经过有力的脑力劳动才能把它保存下来。”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