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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价值。不过，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个主要的犯罪头头，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对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我播下了另一颗种子：“我猜想，托尼手头有不少钱，想在他着手的自动售货机业务上投资。”
他一门心事是想别人借给他1，000块钱。“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谢口气说，“我们得马上赶回纽约去，对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回到纽约。勒菲蒂打了许多电话，拜见了几个找麻烦的人，设法解决争端。他向他们解释说：汤米不认识那位伙计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个联络的弟兄，他只是听别人告诉他，说有人携带钻石首饰。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这件事花了他5，000块钱作为一种安慰，以解决争端。
“答应借钱的那个伙计呢？”勒菲蒂问我，“什么时候你去给我借那笔钱？”
对密尔沃克下钩的时机已经到了。
………………………………………………
第九章 密尔沃克
“你说从那个家伙手里为我弄1，000块钱，这事儿怎么样了？”勒菲蒂问。“什么时候能拿到？”
我们正在他寓所里吃晚餐，吃味道鲜美的牛排。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不过我得有话跟你说在前头。钱可能是有。他说他在一家工厂当了几年工人，积蓄了不少。现在他想搞自动售货机营业。他妻子为此给了他不少钱，再加上他自己的钱。不过，他正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我猜想，如果我们帮他一下忙，说不定我们能搞一点营业什么的。”
“那家伙可靠吗？”
“我在巴尔的摩认识他的时候，他很不错。我和他从来没发生什么问题。”我在介绍任何人时都留下退路，那就是我从不为别人作百分之百的担保。我只是说：我认识那伙计，他对我很可靠，你自己作出结论。以防在工作过程中一旦出了差错，还可以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行动计划。
“你说他在哪儿？”
“密尔沃克。”
“密尔沃克！他是不是联络成员？”
“不是，他对我们一伙毫无所知。”
勒菲蒂放下了手中的叉子。“多尼，这家伙发了疯。他妈的他难道不知道，在任何地方开办售货机营业，没有联络是办不了的吗？尤其是在密尔沃克。他们那里才厉害呢，可不像在纽约，多尼，他们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打得你非滚蛋不可。那帮人才凶恶呢。你知道，他们听从芝加哥那边。他们能把人给毁掉的，多尼。如果那伙计是你的朋友，你最好叫他快撤出那个城。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营业弄回到巴尔的摩去呢？巴尔的摩由菲利和泽西城的伙计所控制，同他们打交道要容易些。”
“那伙计已经在那个地方住了好一段日子了，勒菲蒂。他的家庭，什么的，全都在那里。他不想离开。”
“叫他别想那种营业了。他有多少钱？”
“大概10万、20万。”
这一说，打动了他的心。“你说他叫托尼？这么着，你最好让我和他谈谈。你到那儿去，带他到我这儿来。把他答应给我的1，000块钱也带来。我实际上不止要1，000块，多尼，叫他带2，000块来。我们就一起谈谈。”
我去了密尔沃克，见到了托尼以及办案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他们向我提供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在密尔沃克所控制的范围情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纽约方面和巴里斯特艾里见面，以便有可能成为营业伙伴，与坎特的自动售货机公司有业务联系。
在我干隐蔽工作的那几年，我从来不与另外的特工合伙执行一项行动计划，也不介绍他参与某个行动计划，除非我事先对他有所了解，完全相信他的本领和顽强精神。我介绍的每一名特工都是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后才干隐蔽工作的。我们都为各自的生命安全而互相信任。
坎特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同党徒打交道方面还是新手。他是中西部人，很实在，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给人以一个乡巴佬的形象。他那么坚强，丝毫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城里人气味。
我和坎特认真审视了形势，在一起讨论了如何行动，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不谈，等等。我强调了这一点；不要让勒菲蒂有这样的印象，你对党徒的事有所了解。我们要假戏真唱——你对黑手党毫无所知。当然你知道有党徒的存在，也知道我就是个党徒。尽管这样，你要冒充是个意大利人（他其实不是），你不是和党徒们在一起长大的，因此也就不懂得什么事该如何处理。你不知道谈话要转弯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正常的渠道是哪一些。你不懂得什么规矩。你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得到联络，不了解交道上的礼节。这样你会得到更多。如果你犯了错误，可以归咎于无知。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起着中间人的作用，缓冲器的作用。但是，他是搞自动售货机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姿态同勒菲蒂打交道。
像对待任何从事隐蔽工作的特工一样，我们之间始终要以隐蔽姓名相称，即使在私下里也是这样：托尼和多尼。这样就决不会说漏了嘴。
我们晚上乘飞机到了纽约，然后到了勒菲蒂家附近的蒙罗街道。在彻里和蒙罗街道之间的拐角处有个电话亭，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我们在楼下，快下楼吧，我想让你见见那个伙计。我给你带钱来了。”
“让那个伙计待在车子里，你就待在电话亭那里，我马上就下去。”
他下了楼，我把现钱交给了他。
“只有500块钱，”我说。
“多尼，你说要带1，000块嘛，我指望1，000块呢。”
“他要买飞机票，还有一切花费都要钱，勒菲蒂。他说，时间这么短，一时只能凑这么多。他答应拿1，000块，先带来了500块。你叫我怎么办啦，勒菲蒂？总比没有强嘛。”
街道那一头，在街灯的照射下，只见坎特正靠在车子旁，朝四周打量风景。他脚穿白鞋，身系白带，是个劲头十足的高尔夫球运动员。
勒菲蒂朝他扫了一眼，说：“好吧，我这时还不想见他。明天你到我家去，把情况向我详细谈谈。我们就从现在着手。”
我和坎特住在谢拉顿饭店。这天晚上，我对坎特说：“我认为，我们已抓住了他。”
第二天中午前后，我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