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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了。群众围在一旁，袖手观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设法从背后腰间掏出了手铐，将一只套在手上，终于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时眼花缭乱。这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把他的手反扭过来，将一只手铐铐住了他。
其他的车子已经开来，我们抓住了他。
我们押着他往车上走，他对我说：“你恐怕是个意大利人。”
“是吗？”
“没错，因为那样殴斗的方式只有两种人才那么干，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这家伙原来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佩戴的勋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战绩。他遣送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谁也想不到他是从越南回来的退役军人。他成了个海洛因吸毒者，银行抢劫犯。在这次较量以后他蹲了大约三年的牢房。出狱后，他继续重操旧业。我们设法逮捕他的时候，他跳出来对我们开枪射击。我的一个兄弟用短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为那家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一个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辈是来自意大利。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那儿长大，然后到了新泽西。我父亲在一家丝绸厂工作，同时还开了几爿酒吧。他在62岁退休。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在中学读书时，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主要还是打篮球，当后卫，当前锋。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跃能力很好，足以当上全州的第二队队员。我到军校里待了一年，篮球更是经常打，后来靠篮球奖学金进了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当一名职业选手还不够条件。篮球只不过为我上大学铺了一条路。我学的是社会科学。我想当一名高级中学的篮球教练。大学读了两年我就辍了学，结了婚。那时我20岁。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过去在校经常抽时间外出干活一样，我在工地上做工，开推土机，在丝绸厂干活，在酒吧里当招待，还开拖拉机拖车。我的妻子是个护士。干了一年的活以后，我又回到学校，想获得大学文凭。不过我不再打篮球了。我妻子已经怀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没时间去打篮球。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以后，我妻子就上班工作，当护士，好支持我把大学读完。
我的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不过，我小的时候，曾经想到过当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个朋友要去参加地方警察部门的一次考试，还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说，我想把大学的最后一年读完。可他说什么也要叫我去应试。结果在笔试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实际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对警察队长说，我想在警察部门工作，但是我在大学还有一个学期，我想读完，好拿到文凭。我问他可不可以约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学毕业。他说，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签约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不能保证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门的工作，把大学读完。
我获得了大学文凭，在一所中学里教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学。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了两个孩子。
我有个朋友在海军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要雇佣平民作一些调查工作。一方面调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基地设施的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也调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地方范围的犯罪活动。调查涉及的类型很广：同性恋、赌场、盗窃、吸毒以及像从事破坏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军情报局特工经常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紧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想着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必须要有3年的实施法律的工作经验，还要有大学文凭，你才能当得上。
我对海军情报局很感兴趣，因为你只需要有大学文凭就行。我通过了一些必要的考试，就当上了海军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我主要工作在费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当的调查。有些工作还作了分类。我的任务是调查吸毒、盗窃这一类的案件，也干一些破坏案件中的情报工作。我审案件，在军事法庭上提供证词。
我在那里的工作满足了联邦调查局关于具备实施法律经验的要求。我通过了笔试、口试以及体力测试，于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里待了14个星期，学习法律、学习在联邦调查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情况，学习接待人员、实施各种调查的常规程序和技术。我接受各种训练：自身防卫的技术，追车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术，局里使用的各种类型轻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军情报局里，我喜欢街头工作，处理刑事案件，并不喜欢搞情报调查。到了联邦调查局以后，我还是想干街头工作。任何人不论什么情况都得从这儿干起。
我被分派到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城市杰克逊维尔，执行日常公务。
我在那里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作为一名特工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个从乔治亚州监狱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绑架罪，还打死了两个人。他越过州界线逃到了佛罗里达。我的同事还从一个知情者那里获悉，这个逃犯正要到达这一带，此刻正驾着车，准备作案。
我们布置了几辆车在这一地带设防，盯着他驾车而过，立即尾随，乘他在作案地点下手时就开车过去。可是，车子行驶了几英里以后，他拐了弯，上了公路以后就开到边道上，想摆脱我们。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我的同事在驾车，朝那辆车边开过去，迫使对方在路边停下来。逃犯的车子正好停在右边，也就是靠我这一边，我的车门和他的驾驶室门正好相对。
我和逃犯同时跳下了车，彼此面面相对，相隔大约5英尺。他在掏枪。我初次上阵，没有经验，还没有掏枪。那家伙把枪对准了我，扣动扳机。“咔嚓！”他又扣了一次。“咔嚓！”两次都没有发火，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逃犯放下了枪，拔腿就跑，我立即追过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车，在后面边跑边叫：“对他开枪！”
在动用武器上，我们有严格的防卫界限。开枪警告都不允许，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枪。开枪就要打死人。不过我还不打算朝那个家伙开枪。我心里火冒冒的，让他白白地对我开了枪。干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我抓住了他，用手铐在他头上狠狠砸了几下，然后铐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来。他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开枪？”
“这事儿真是有点不称心。”我说。那家伙把我吓了个半死，与其说我恼怒他，倒不如说是气我自己，因为我在跳下车的时候没有带枪。不过，在那逃犯当时惊慌中晃动枪之前，说什么也没有理由要对他开枪。
在杰克逊维尔，我担当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处理工作。罪行是赌博和抢劫银行。我开始扩大线索。我感到自己有个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从大街小巷的世界里理出可靠的情报。
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对于靠自己的机灵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鲁的人，小偷，我并不看不起他们。你要向知情者承诺：你会保护他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你决不会完全相信他们，他们也决不会完全信任你，因为你是站在法律一边，而他们不是。
我不想袒护任何人，如果你在社会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会使你的调查能力受到阻碍。
我调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妇女，因为我审理过许多妓女案。这些案件关于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作娼的问题，因此审案要依照联邦政府的麦恩法案①。妓女是受害者。我们找到了一些老鸨。她们因为妓女没赚到足够的钱或别的什么原因就打她们或用炭棍烫她们。
① 麦恩法案（Mann Act）：美国1910年6月在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做不道德的勾当。
有时候，我设法说服妓女，要她们摆脱老鸨的控制。我没有劝说过叫她们别当妓女，因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的态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选择的职业，我只是想劝劝你该怎么选择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劝说了有些妓女从老鸨手里逃了出去，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些快慰；我还得到她们当中的一些知情者，这就更使我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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