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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都转身走了，因为党徒与党徒之间，谁也不想管别人的事。
我对酒吧招待员说：“你看到、听到了，对吧？”
“对，对，”他说。
“因此，如果有人来问这儿的事，就说这个家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么与我以及我在纽约的朋友联络。”
后来获悉，那个醉鬼是卢克彻斯家族的成员。消息果真传到了纽约。事情也就平息下去。这件事有助于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迈阿密地带闲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党徒联络的地点。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馆、董事俱乐部、托尼·罗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劳得戴尔酒店。
但是我们并没有套到大头目，和他们谈话。我一连几个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诺家族之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坐在酒吧里。弗茨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们作了介绍：“这是纽约来的多恩。”他们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里，和几个蹩脚的党徒及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闲聊。
这时候，有个家伙从盥洗室那边出来，往我这儿走，手里拿着一只开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说道：“这儿，多恩。吸一口吧。”
我击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飞了，弄得可卡因撒满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举了起来。我说：“我不吸那玩艺，你没必要送给我，再也别送给我了，永远别送。我靠那家伙赚钱，但是我从来不吸。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可是你看你，你这是干什么，”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记下这次教训，”我说，“你要他妈的昏头昏脑，那是你的事。别拿到我这儿来现眼。”
我这么做并不要表明我是个强硬的党徒。但是像吸毒这一类的事，你在这一伙人当中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许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个常客，或者说一声“待一会儿吧”，这就给人有了以为你是个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那就说明你处在为难的境地。你是想叫别人继续向你提供。如果你说：“现在不吸”，接着仍然拒绝、拒绝再拖延，别人就会感到不解。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开始就采取果断的态度，我不吸，永远不吸，这就完了，谁也不会再来找你。
有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党徒一伙人个个都是大酒鬼、大恶棍。一部分人是这样——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吸毒，他们比年长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许多党徒干的你并不能都说有什么不好。托尼·墨拉杀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苏打的饮料。
作为一名隐蔽特工，尽管你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你还得遵循现实世界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你怎么样树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信誉，以及你的人品。我认识一两个从事隐蔽工作的伙计，他们的确吸毒，只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么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坚强的党徒。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你做人的标准和个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协的。精明的党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为。你看上去像个什么大人物，可是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没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为我是在干隐蔽工作，我也没有学着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后怎么说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总有一天我完全要为我们参与的这些案件出庭作证。我不能撒谎。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干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个性的事来损害我的信誉，以致冒着丧失信心的危险。
当时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些，那个家伙递可卡因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想过。我当即作出了反映，因为我干隐蔽工作以前，我在头脑里就已经有了界线，明确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我要完成我想干的事。后来我参与到贩毒活动中，谁也没有为我个人输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迈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对吉里及其一伙打了招呼，说我要到那儿去。但是我没有回告他们要找我所拨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他们曾经要找我，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干一桩很大的买卖，要我参加。
他们在佛罗里达有联系。桂多对我说，他在佛罗里达干了9年的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带，他在那里的联络已发展到警察部门和该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维尼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在斯塔藤岛上有个苗圃，他在那里种植大麻，面积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后，桂多就运到佛罗里达走私。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消息：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那里有一幢房子，他们很容易得手25万美元现金。行动只要4个人。他们和我没能联系上，吉里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兰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纽约时，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们的抢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场劫难。
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消息提供者说，一位年长的夫人在保险柜里存放了现金和钻石。桂多在迈阿密为干此事买了撬保险柜的工具。他们来到了这幢房子，亮出了侦探徽章，对那位夫人说，他们正在从事侦探工作，需要进屋。进去后，他们用手铐铐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保险柜，也没有25万现金。
他们发现天花上有子弹穿孔洞，银行存折上表明：头一天从保险柜取出了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剩下的现金不多。在他们除去了飞机票、抢劫工具及其他费用以后，出门时只有600美元。
原来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后来那位消息提供者补充了事情发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经死了，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他答应把大部分钱给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遗孀不喜欢他的侄子，不想把钱给他。侄子来取钱，企图威胁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枪，对着天花板放了两枪。可是，她没有交出钱。第二天，她把钱存放在保险柜里，那正是桂多和吉里去偷盗的头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桂多对我说．“我决不会去干那种事。”
吉里从飞机场那里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表。他把样品带到了店铺。像以往一样，他给了一只给我，如果我能推销，他就都给我推销。那一只是样品：石竹花牌。
与此同时，他已找到了一个有意向的买主。有几个伙计对一部分赃物表示了兴趣。第二天下午，我们待在后室里，那两个家伙走了进来。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认识。我隐蔽以前在汽车拦截小队工作，两年前他受控拦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纽约时，在街道上工作只干了几个月，似乎没有逮捕几个人。如果你逮捕过什么人，一般说来你能记住这个人。我能记得他的面孔，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乔。正如任何恶棍一样，他通常也能记得逮捕过他的警察。正好是这种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这样的局面。
他们介绍了我。乔认识别人，但不认识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反应。我不打算找什么借口要求离开，因为他可能会因此而想起什么。如果真是那样，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会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他想起了什么，我回来可以打个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们商谈手表，商谈价格。我决定要和他搭话。有时候，如果坏家伙对你感到紧张，他在谈话中躲躲闪闪，只想回避你。我估计，如果我同他谈话，我能知道他的反应——他要么很随便，要么想回避和我谈话。我要弄清楚，因为正好有个好机会，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问一下，”我说，“电子表你们能用得上吗？”我带了一只，拿给他看。
“这表倒不错，”他说，“什么价？”
“你买的多，给你每只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诉你。在哪儿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这儿，”我答道。
谈话很正常，他的反应没有什么不自在。他们又谈了一会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大概只花了20分钟。那家伙根本不和我多谈。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对此你毫无办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几天以后，我问吉里：“乔和另外那个伙计，他们买不买这些表？”
他说：“买呀，他们买了我的一部分。不过，你的表他们可没有找到市场。”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