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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个人去了虹厅，大家玩得很愉快。这以后，我出去还碰到他好几次。我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他开始把我介绍给常去卡迈罗旅店的其他伙伴，其中也有混蛋党徒。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什么交道，没有瓜葛。不过，我进去时他们至少和我打打招呼。我开始有了“家庭基地”，一旦有人要搜查的时候，这里的人都认识我。
这地方我还可以给别人传个消息，别人也可以给我传个信。我对玛蒂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我，你就对他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就到这儿来。有时候，我自己打电话来找我自己，玛蒂等我来的时候就把信息告诉了我。因此，我在这儿交了一些朋友，有一些打交道的人。
重要的是，初到这儿不要忙着要和某个特别的人搭上，不要急于立即着手行动。首先要经常露面，要有个可靠的后备力量。我要是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说，“我在那地方前前后后待了四五个月。”他们就能够证实。常常到那一带的伙计就会说：“是啊，多恩·布拉斯何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他似乎堂堂正正，从来不惹我们什么麻烦。”你就这样逐渐树立自己为人的形象，干事情不能太急，一口一次不可能咬得太多，重大步骤、大好机会有时候会突然来临。要等待来日。
到后来，我终于决定对酒吧招待玛蒂采取行动。一个隐蔽警察在买卖搜查的情况下，他的典型做法是要从你那儿买点什么。警察总是买，从来不卖。我现在要卖。因此，我带了一些珠宝：几只钻石戒指和贵重宝石，还有几块男女手表。
等到酒吧里没有他人的时候，我就把小袋子解开，把珠宝拿给他看。
“这些东西如果你肯保管几天，”我说，“可以设法脱手卖掉。”
“什么价？”他问。
“我总共要2，500美元。多余的给你。”
他没有问这些东西是不是偷的。他不需要问，因为彼此心照不宣。在我最近和他的交谈中，我已经给他有这样的印象：我没有合法的正当职业。这是明摆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话越少越好。实际上，这些东西自然来自联邦调查局，是我们在搜查中没收下来，严格用于这一类的工作当中。
他收下了这些东西，保留了三四天。后来在一天晚上对我说，“多恩，有人想要。不过达不到你开的价。”
我不知道他是在试探我呢，还是别的什么用意。你永远也别指望，别人会信任你。我本可以这样回答他：“那好吧，你看能给我帮什么忙，我要送你一件。”可是你不能这么说。东西总有某种行情，知情的人懂得货物的价值。我在隐蔽以前，曾经和几位知情者打过交道，对于偷盗的赃物，我了解其行情。因此，无论是买还是卖，我可以同任何人内行地谈论钻石、黄金及珠宝的价格。如果我的赃物值2，500美元，我就坚持。如果你说：“那好吧，就给我800美元吧。”这样他们可能怀疑你这样做的动机。
我这样回答他：“没什么，还给我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买卖。我打算再多弄一点，也许我们下一次能买卖成功。”
他说：“多恩，你弄到任何东西，让我看一看。如果我能帮你脱手，我会帮你的。我能转手很多东西，见过许多来路不明的货品。”
我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为我自己买珠宝或漂亮衣物。”但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买什么。
我的确通过他下了一些赌注。他同我谈到了那位赌注登记经纪人尼基，谈到了此人的买卖业务。我在赛马场上下了一些赌注。
这一切都为了巩固我的地位。
我的特工朋友查克，从事发生在音乐业务方面的隐蔽工作，涉及到录音机、音乐会等方面。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联系，互相支持。比如，他常常和我一起去卡迈罗旅店。查克正要在百老汇的比肯戏院里举办音乐会，领唱的是詹姆斯·布朗。他问我能不能帮帮他的忙。那不仅帮他，也是在帮我——因为这将向市中心的党徒们表明：我在干些什么，我还是发起人。
他的行动已经深入到与科隆坡罪恶家族的几个成员有了联系。他把我介绍给了其中一个，名叫阿尔伯特。所谓“联系”的意思是：你和黑手党成员有交道，同他们在一起共事，但是你并不以真正黑手党成员的身份去分享任何报酬，承担任何责任。一个真正的黑手党成员就是“入盟党徒”，或是“坚定党徒”，或是“老练党徒”①。阿尔伯特的叔父是科隆坡家族的入盟党徒。
① 这里是指黑手党成员的称呼，原文分别是made guy，straightened out和wiseguy。一个made guy（入盟党徒）是指：他举行过仪式，被接纳为黑手党成员，并在该组织里有一定的地位；一个siraightende out（坚定党徒）是指：他有坚定的方向，坚定的思想，所干的一切都合理；一个wiseyuy（老练党徒）是指：他很精明，知道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在组织里行为举止都很得体。这三个称呼本质是一回事，都指黑手党的坚定分子。
阿尔伯特是半瓶子醋的党徒，是个联络党徒，没有入盟。他身材高大，约6英尺2，30岁上下，在股票和债券方面是行骗的老手。但我认为，他搞不出什么大的名堂，不过是个牛皮大王。
他在附近一带逗留倒也不是坏事。查克把我介绍给阿尔伯特，这样我也许能通过他的介绍混进科隆坡家族。因此，我有时候与查克和阿尔伯特一起跑，在周围的各个夜总会露一下面。阿尔伯特很喜欢在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及旅店露面。
詹姆斯·布朗音乐会渐渐临近的时候，阿尔伯特及其在布鲁克林的几个弟兄，提出了耸人听闻的主意：他们要抢劫票房。他对查克和我说：“就在音乐会快结束、票房关门的时候，我们就动手抢劫。”
他想抢劫我们自己的票房。我和查克不能允许这帮家伙持枪干出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也无能力否决。若要那么做，我们就会受到怀疑。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
我们对阿尔伯特说：“你想想看，如果那里伙计过来抢劫票房，那我们获利就会减少。因为无论怎样是我们赢得票房。我们可以三股分红。如果让你两个朋友入伙抢劫，我们就五股分红了。”
他把这个解释传给了他的弟兄，可是他们说什么也还要干。他们想全吞。
到了音乐会开始的前一天，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又不能向警察报告，因为那样一查就查到是我和查克告的密。
“怎么办？”查克问我。
“不知道啊，”我说。“这是你的行动计划。只要不危及我的行动计划，你要我干什么都行。”
查克想了个主意。“我想可以雇几个下了班的警察，就叫他们在大厅门口转转，就说是维持群众秩序，或许这样会制止他们的行动。”
他雇佣了下班的警察。他们身穿警服，站在周围。阿尔伯特及其兄弟们露面了。
“妈的，哪来这些警察？”阿尔伯特问。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们在值勤，大概想到这儿待一会听詹姆斯·布朗唱歌。我不知道啊。”
“他妈的，”阿尔伯特对其兄弟说，“有警察在这儿，我们怎么下手哇？”他们站在外面讨论了一会儿，注意着大厅门口的警察。他们决定作罢了。
就这样，我们避免了一场抢劫。这次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现在可以告诉那些人：我还有这么一个兄弟——查克。他还有这样的艾司录音公司。
每当有机会我总要设法回家，回到妻子和女儿们的身边，哪怕能吃一顿早餐也是好的。我常常在值夜勤工作结束后，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新泽西，在家里度过几个小时八五八书房。我在家时，我和妻子很少与社会交往，我们结识的几个朋友都是局里的同事。他们当然知道我还是局里人，但不知道我执行什么任务。
我和一名特工感情非常好，他叫阿尔·亨金杰，在纽约办事处工作。在我隐蔽的期间，阿尔和他妻子密切关心我妻子，帮助处理发生的任何问题。我妻子需要什么，总要同他们取得联系。这真是令人欣慰的事。
我们对邻居和其他人说，我在做生意，常常出差在外面奔走。
我的几个女儿已经养成了习惯，不和别人谈论我的工作，甚至连问也不问。她们也会问：“你上班时干些什么？”我就对她们说：“我像别人一样干工作。”不一会儿，她们就不问了。
她们在学校里渐渐成了啦啦队队长。我的大女儿有一些男朋友学生。我和妻子与这些小伙子在运动队里相处得很融洽。每当星期三我在家时，总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