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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控制的体制中，如哈耶克在书中指出的，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
加以严格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浪费不一定比社会主义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小。哈耶克在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提出的命题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然而这两者的混合注定是效率低下的，除非计划是为了加强和改善而不是为了排斥竞争。细心的人也许会问：既然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为什么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就不能提高效率呢？许多人相信这条所谓中间道路（即混合经济）比现实存在的任何单一经济体制要更有效率。哈耶克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他的理由已经超出了单纯资源配置效率的讨论。这就涉及到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即人的自由权利的损失。哈耶克曾引用墨索里尼的一段话对此做为说明：‘是我们首先宣告，文明社会越是发达和复杂，就越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而对哈耶克来说，问题的核心是，由谁来限制公众的自由？限制哪些方面的自由？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只能通过那些管理政府和计划的人来实现。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绝不会仅仅限于计划者对每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控制。哈耶克在第七章里写道：‘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哈耶克深信：‘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哈耶克认定，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进一步论述说：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哈耶克认为这种知识积累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或‘组织’出来的。认为人类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乱的……当我们试图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为它套上枷锁，并迟早会引致思维的呆滞与推理能力的衰退。当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进步的源泉衰竭的时候，无论是完善的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计划的经济，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谓‘中间道路’会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他认为越是现代化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无法实行舆论一致和统一思想。”
三浦勇志礼貌地打断了杨振鸣长篇大段的引述：“杨先生，我想知道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杨振鸣微笑着自信答道：“应当首先承认哈耶克的确是一位大师，他有着惊人的洞察力，《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对社会主义弊端的预言如今都一一得到验证，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的高速发展，但几十年后最终一一垮台，不得不重新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能不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某些致命的缺陷，缺乏长期的生命力。对这个问题我也曾疑惑过、思考过，我得出的结论是：从自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是一个封闭的，内部要素静态有序的线性系统，而资本主义制度就象是一个开放的，内部要素动态无序的非线性系统。线性系统在初期要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但后期会因系统的逐渐走向完善成熟而僵化死亡，这就有点像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想会渐渐成熟僵化，他的躯体会渐渐成熟衰老一样。而非线性系统它虽然看似混沌缺乏规律性，没有方向，杂乱无章，但由于它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智能系统，它会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交流，演变进化自己的形态，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摆脱旧的危机，获得新生。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二战后期社会主义浪潮的冲击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获得了新的生机。《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在社会主义国家被长期列为禁书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特性是要求‘舆论统一、思想一致，稳定压倒一切’，它的封闭性静态结构决定了它对外界的物质信息持一种排斥态度，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英明施政方针，在微观上‘搞活’系统要素，在宏观上‘开放’系统边界，通过大刀阔斧‘改革’旧的社会主义机制，让中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不过由于受社会主义制度先天性的某些刚性结构制约，中国的改革被严格界定在经济领域内，政治领域一直执行传统的‘舆论统一、思想一致、稳定压倒一切’，这也是中国官员腐败屡禁不止的原因，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由于官员的选拔权和任命权没有真正掌握在民众手中，由于政府高层出于政权稳定的平衡需要，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后期走向了经济繁荣，政治僵化，官员腐败的畸形格局。从短期看改革确实拯救了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受社会主义机制先天结构的制约，这种改革所能发挥的效力很快就到了尽头，失去进一步的成长空间。而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所获得的成长空间则要远远大于社会主义改革，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所赋予公众的言论自由权，思想独立权又让它在社会集体思维效率上大大超过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看似混沌无序，但却具有更高智能的原因。这个现象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书中一个论点：意在改善竞争的计划可以提高效率，而意在改善计划的竞争不能提高效率。”
三浦勇志微微点点头，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综合分析能力表示欣赏：“杨先生，你能不能用直观形象的一句话来结束你的观点阐述？”
“我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它们的形成都是由历史渊源的，虽然理论家们可以超越现实躲在书斋里就理论研究理论，但在现实的层面上，一种新制度的形成是几代人苦苦探索实践，甚至是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对哈耶克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我更尊重历史的选择。不管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就如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形态多元化是主流一样，同样社会制度形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