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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向总统提供了当时美军的伤亡数字：战死者为19000人，受伤者为115000人（是最后伤亡人数的40％），越南共和军死亡人数为57000人（是最后死亡人数的1／5）；这里没有计算其他盟国的伤亡数字（据越战结束时统计：韩国为4407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469人，泰国为350人，共为5200人，因为数字不大，被忽略了）。尽管如此，威斯特莫兰将军总以胜利者自居，他说，“敌人在春季攻势被粉碎后，退到国界之外去舔伤口，这是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如果继续过境追击，可以把越共击溃。”然而，约翰逊总统却决定由克赖顿·威廉·艾布拉姆斯代替了他。威斯特莫兰为此心存憾恨，他沮丧地说：“春季攻势的胜利本来应该是成功的转折点，现在却成了失败的转折点。”
可是，克利福德高级咨询小组的意见并不一致，反对战争升级的一派主要由国防部文职人员构成，得到中央情报局所作情报估计的支持，克利福德一派起草的备忘录明确地指出：“美国目前的战略不可能成功地消耗掉敌方的兵力，或瓦解其战争意志，即使再增加20万美军也不能达到目的。继续升级给美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将远甚于北越。……它将大大加强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不满情绪，激起国内的巨大危机和风险。”备忘录主张越南战争越南化，要西贡政府军承担作战任务，并改变“搜剿和消耗”的战略，以保护人口密集地区的安全作为主要军事任务。……战略目的应由夺取军事胜利改为谈判解决，让越南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体制。……
这个备忘录必然受到另一派的反对，这个主张，无异于葬送了南越，而且大大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可信任性和领导地位。备忘录含着致命的弊端。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格兰特·夏普警告说：备忘录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那将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艰苦冲突，丢脸地撤出整个东南亚！
结果主张战争升级的意见在克利福德小组里占了上风，而且很快重新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备忘录，作为小组的正式建议送到约翰逊面前。这个备忘录的升级决心是惊人的：它要求立即增兵22000人，其余180000人留待对越战政策进一步讨论后决定。立即征召预备役2620000人；加强对北越轰炸，不降低和谈条件。
可是，这个气势汹汹的备忘录显然是从美国的需要出发，但它忘了是不是可能。这种赌徒式的孤注一掷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3月10日，《纽约时报》透露了威斯特莫兰要求大量增兵的消息，标题是：《威斯特莫兰在孤注一掷的处境中要求增兵206000人！>；惊动了全国；另一则消息则说：“威斯特莫兰十分恐慌，要求用206000部队去解围！”
威斯特莫兰恨透了新闻界。他认为一个秘密的军事决策弄给公众去干预，那就非糟糕不可。他埋怨说：在西贡，我们一次接待了700名新闻界派来的记者。他们都像在国内习惯的那样在寻找耸人听闻的故事。敌方对自己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进行新闻封锁，外界乃至本部的人根本不知道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可是我们的新闻自由却给部队形象带来巨大损伤，他们只报道离奇异常、稀奇古怪的东西，不顾后果，在一个健美的人身上专找疮疤，一个强奸事件，一个士兵谋杀军官的事件，张扬得沸沸扬扬，把一朵乌云渲染成天昏地暗，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成了普遍的实际。……给美国公众造成错觉。……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但是，威斯特莫兰的埋怨和沮丧就没有片面性吗？美国战争意志趋于瓦解的原因并不是来源于新闻界的误导，而是由于代价奇大的越战仍然无打赢的可能！主张战争升级的人是不是有一种政治上的近视呢？即使你一时把越共压倒，那会不会导致红色中国的介入呢？那可就后患无穷了！也许美国的智囊们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敢说出来，以免吓坏了自己。骑上虎背的行政当局，仅仅是寻求下虎背时，不让老虎咬伤的体面撤退而已。
1968年的5月13日，春水率领北越代表团和美国哈里曼率领的代表团开始在巴黎会谈，越战便进入了边打边谈、讨价还价的阶段，美国从此要从这个泥潭中拔腿了！
急剧缩小轰炸北越的范围，最后完全停止轰炸；逐渐改变搜剿和消耗战略，把人力物力用于农村绥靖；加强西贡政府军，逐渐转移战争负担，便成了拔腿的根本策略。
这篇文章，说明了我在北越巴布山访问时突然停止轰炸的真正原因，同时还写了归国后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威斯特莫兰将军一味埋怨新闻界披露种种阴暗的东西，造成了美军处境的困难和尴尬。应该说只有一部分道理，另一部分更阴暗的东西还没有披露出来。我在春季攻势后到达西贡、嘉莱、昆嵩、顺化和溪山，美军中的厌战、违令、强奸、屠杀等等时有所闻。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广义省的梅莱村惨案。那是1968年3月16日，由威廉·卡利中尉率领30人的一排士兵，对梅莱村的200名村民全部杀害，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屠杀中还发生了奸杀和轮奸。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梅莱村全部支持越共游击队。……我对此表示怀疑，专程去查看了这个村庄，我看到的是一片荒芜的稻田，茅屋已经全部焚毁，尸体早已埋掉，却看不见墓地，见到的只是累累弹坑，还有弯弯曲曲的壕沟。我不知是不是北越游击队曾在这个村子里战斗过。这次屠杀是不是一种单纯的报复行为？我未能见到卡利中尉。
这个例子使我想到了安德森手记中的宝岩村，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例子却使我更为震动，而且大大诱惑了我：
我从梅莱村经巴丝、公伯陵、公蒲莱到达昆嵩，在这里见到了安德森少校谈到的克里斯中尉（现在是上尉了）。他粗壮精干，楞头楞脑，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个由士兵升为上尉的少数军官之一，7次进入丛林，得过三枚勋章，他现在带一个特种连，他为梅莱村事件进行辩护。他说：“梅莱事件和我无关，但我理解卡利中尉的行动，在许多村子里都有潜伏着游击队的情况，或者这些村民本身就是游击队，你们新闻记者，没有参加过战斗，所以一提到老人、妇女、儿童，你们就怜悯他们。其实，我们吃尽了这些老人、妇女和儿童的苦头。”他举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后解释说，“梅莱，是越共的一个活动中心，那里有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他们大都是当地人，地形非常熟悉。卡利中尉的特种连被他们引诱进雷区，遭到了伏击。结果6人死亡，12人重伤。就像安德森少校（当时他也是中尉）带我们别动队进入宝岩村一样。……我不否认屠杀有报复意识，也不否认其中有少数无辜。可是在200名村民里，谁能分清哪几个不是敌对分子？”
“可是，”我反驳说，“新闻报道中指出，连长梅迪纳上尉命令卡利中尉带一个排去摧毁这个村庄时，村民们并没有敌对行为，妇女儿童从屋里跑出来，就倒在冲锋枪的扫射之下，士兵们向室内叫喊着的老人孩子丢手榴弹，并且用火箭弹摧毁了房屋。许多平民——老人妇女和儿童，是举着双手被带到一条堑壕前枪杀的！……有的是用刺刀捅死的，有的是在当村小庙前祈祷时从背后把他们打死的！此外还轮奸了一些十一二岁的幼女，而后用手榴弹把她们炸死，其中还有呀呀学语的幼童。
“我不否认有这种泄愤行为，也不否认这是一种疯狂，这是在有理智的情况下来讨论的，”克里斯激烈地辩驳说，“战争的残酷性不能用理智的标杆衡量，战斗中的士兵用刺刀捅进敌人胸膛时，会产生猝发的狂欢，会带着痛饮威士忌的酣畅，记者先生，你不能离开战场的搏杀谈战争，你嘴里含着雪茄手里端着咖啡，你不会产生愤怒和仇恨，可是，当你被对方的手雷炸出肚肠的时候，你是不会微笑着给那些‘儿童’糖果吃的！”
“我是不是可以说，战争中的人有一种兽性？”
“我说不清人性和兽性哪一种更残忍哪一个更善良。我敢说，那个枪杀老人的士兵，一定很爱他的父母。……”克里斯中尉矜持地向我笑笑，“斯托里先生，你不是军人，你是不会理解战争的。
“你是说我没有资格来报道战争了？”
“也可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