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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赴越谈起吧：
“……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上海去。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妻子来信生了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仗可打了！’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跨征鞍。……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7名之内；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达281名。‘要去多长时间？’我一出口又后悔了，这又是我不该问的问题，按说，我这个半生征战的军人，应该怀恋沙场，可是，和平生活却更诱人，我一心想在安定的环境里进校深造，成为平时梦寐以求的能够载入史册的一世将才。
“梅总队长苦涩地笑笑，‘很难说去多长时间，我看，就是中央军委也确定不了，这要看局势的发展！’‘什么时候集中呢？’我的心头漾起一阵酸楚，觉得有点委屈，心想，自己新生的儿子都来不及看一眼就要为别人去搏杀了，而且还是在越南，那是多么蛮荒之地，我没有到过越南，可是，在抗日期间。我就听说过史迪威指挥的缅甸远征军的战争，那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战争之一。
“……‘明天就要集中！’梅总队长迟疑地说，‘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时局和组建顾问团的背景，而后作行前准备，中央首长有可能接见顾问团成员，有什么要求还可以提出。看来，你是无法回上海了，只能怪小谢的信来晚了两天。……’也许他看出了我内心的沮丧，看了一下手表，以向所少有的果决急急地说，‘你赶快回宿舍去准备，我叫管理处派车立即送你到车站，乘夜车走，后天凌晨赶回来，明天的会议，我给你请假，回来后，我再单个教练，……你啊，你啊，……’他用椰榆的口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你这会儿就有点气短，……’他看我愣着不动，便喊了一声，‘快，慢了就误了七点半的车子，给小谢一个突然袭击！’……我简直像在梦里一般飞回了上海，反英雄气短之意，给儿子起名家杰，孙家的英雄豪杰！”
孙洪林停了下来，喝了几口浓茶。
“你看，我本想让你先去访问黎东辉，而后回来我再谈，现在竟然忍不住先说起来了！”
“如果支队长不累的话，”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我想一直听下去。”
（三）颐年堂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乘一节专用卧车厢到达北京，恭候中央首长的接见，住在中央招待所乡村饭店，因为接见时间不断推迟，我们这些初次到北京的人就尽情地游览名胜古迹。好像天下就是我们这伙人打下来的。土包子忽然想开开洋荤，有人提出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提点要求，你们作家可以分析分析我们当时的思想变化，好像不借此讨回点什么，捞取点什么就觉得冤枉，心理不平衡。要什么呢？在战争年代，军人三件宝——战马、手枪、表。现在要赴越作战，战马是用不着的，手枪是不要也得带的，我们团以上干部，每人也都有块表，大多是战利品，配给指挥作战用的，当时，我一心要一块梅花牌的女式表，托人带给谢红梅，有人提出，出国了，要有点派头，要双黑皮鞋，有人要一支派克笔，全都是洋玩艺。
“你现在觉得好笑吧？当时可是认真到极点，要什么，争论了好久，才确定要三样：皮鞋、瑞士表、派克笔。……连其他必须的物资一起列了个清单，提前交上去。6月25日，朝鲜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我们才知道中央首长推迟接见我们的原因。我们并不急于中央首长接见，从故宫、颐和园到长城、卢沟桥，尽情领略古都的风貌，发思古之幽情，感受着从硝烟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的喜悦和一个战胜者的骄傲之情。
“那是6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将在近期内接见我们，大家集中学习，一概不准外出。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四十多人就集中到颐年堂等候，先是刘副主席……”孙洪林停顿了一下，苦笑着说，“现在是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了。……”
“你不是说写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嘛，事实求是。……”
“是啊，我只能照历史原样说，刘副主席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这几天很忙，朝鲜局势关系到我国的安危，他们有很多工作要急于处理，所以由他和朱老总先来接见我们。谈话开门见山，表现出他的率直坦诚的性格，他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到越南去工作，是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实在不能去也不要勉强，只要理由正当，可以考虑，重新换人嘛。……’当然没有人说话，因为不愿去的也只有几个人，公开提出来的就更少，既然已经决定，谁还在中央首长面前丢人显眼呢？‘去不去，这是个原则问题，实在有困难不能去的，组织上自然会考虑到，大家都是共产党员，要有国际主义精神嘛，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国家民族，还要解放全人类嘛。……你们不是看过故宫了吗？李自成进北京，以为天下太平了，想安逸，骄傲了，结果到手的胜利果实又丢了，落了个战败身死的下场。所以主席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嘛。不要只看眼前，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胸怀要宽阔，要有共产党人的伟大气魄嘛。……’他讲这些话时，表现了某种严厉，当时，他讲了很多，你要写他的原话恐怕要去找当时的记录，我只是记了个大意，精神是绝不会错的。朱老总讲话就像一个忠厚长者，温和实在，有一种道德力量从他那农民式的朴实的身上散发出来，他说，‘你们到越南去干什么？不是去办外交，是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而是出主意、想办法，不要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我们有我们的经验，当然要向他们介绍我们的经验，帮助嘛。可是，人家也有经验，还有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许多经验，未必适合他们的条件，丛林战争谁打过？我们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照搬照套也不行。他们的情况有些像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有利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打一打运动战？要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的建军经验，我看对他们也是适用的，……听说越南很苦，你们要有吃苦的准备，可是，再苦也没有咱们的万里长征苦，……’朱老总说到这里，拿起桌面上的一张纸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的物品单子，有的就不大需要，你们要皮鞋干什么？又不是去当外交官，那里是山林、稻田、水汪，一踏一脚泥，怎么走路啊？’我们都嘻嘻笑了，想象着打着赤脚背着皮鞋行军的狼狈相，‘还是多带草鞋好。手表，我看你们每人手上不是都有一只吗？有的非换不可的换一只能用就行了，还有派克笔，听说要几十万元（旧币值一万等于一元）一支呢，写好字不在笔，能用就好，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笔，只是用毛笔和铅笔，当然，笔是应该每人发一支的，咱们国产的新华笔就很好嘛；衣服，也不要这料子那料子的，他们都在过游击生活，天天钻山林，要那么特殊干什么？……’我们都觉得朱老总说得很实在，一种艰苦朴素奋斗终生的浩然之气和长者之风，令人感动。……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忽然听到有人低低叫了一声‘毛主席来了！’我们站起来眼睛猛然一亮，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询问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