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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是一块坚硬的顽石；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演说。他说，他希望印度成为自由、胜利的亚洲领袖，在和平比赛中战胜赤色中国；……第三次是1960年10月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的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
“妙极了！”我会心地笑笑说，“这就是说，和平演变策略从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在此之前，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都有过类似的言论，不过，没有肯尼迪那样明确就是了。”
“可是，他当上了总统之后，就改变了他的初衷。……”我说，“是不是被多米诺骨牌理论拖下了水？”
“与其说拖他下水的是多米诺骨牌理论，不如说是他的总统职位。”
“康女士，你这块砖头质量很高，你是不是说，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要那样干呢？”
“很可能！最初我和安德森都是鹰派，如果当时的总统丢掉了南越，我们一定认为他是自由世界的罪人！”康妮一改调侃的口吻严肃地说，“总的说来，民众的舆论是不负责任的，当你丢了南越，它就怪你见死不救，甚至可以认为只要美国把脚一跺一声怒吼，出兵一万就可以迫使北越就范；当你陷入泥潭时，他又说你不该把美国拖入战争。……这些反战的人最初并不反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这场战争本可以打赢的。……”
“他的论据是什么呢？”
“论据是美国的决心还不够大，投入的力量还不够多！”
“说这样话的是谁呢？”
“说这句话的就是当时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他是美国进攻中立的柬埔寨的政策制订者之一，他说：‘越南入侵柬埔寨证实了莫斯科的那只大手一直在影响着河内的政策的制订，我从来就感到越南不仅是东西方的问题；感到我们应用我们的整个国力来导致一个成功的结局。……这包括着一系列军事步骤——这些在当时是不被同意的——需要美国人民彻底动员和完全奉献，……’他最后结论说，‘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打赢的！’……他是一个彻底的鹰派！”
“你对黑格的论据是不同意的了！”
“当然，我认为不但是一种疯狂，而且是一种短视。第一，他没有考虑到当美国倾尽国力时，苏联和中国也会倾尽国力。第二，他没有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承受力，那会使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第三，他更没有想到即使暂时在南越打赢，也不会持久，一个南越的创口，会使美国的血液流干！等于倾家荡产夺回一个病入膏肓的乞丐养着。……但是，第一句他是说对了，柬埔寨是越共的庇护所，根本谈不上中立。……”
“康女士，我不能不表示你对历史的公正。但是，有一点你是怎么认识的？这就是说，那些处在高层的决策者无论是战争升级或是寻求和平，主要考虑的是自己在大选中是否获胜，自己的宝座如何坐稳，而置人民的疾苦和士兵的生命于不顾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但我并不这样认识，”康妮表现出某种刚直不阿的神采，“因为总统竞选发表宣言也罢，要保住总统宝座也罢，恰恰这两点——人民疾苦和士兵生命，必须符合民意，不然，谁会选他？……”
“那么，这场越战悲剧的成因是什么？根源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十五章
（一）西贡陷落后的巴黎街头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一
昨天夜里睡得很晚，当美国之音播出《西贡陷落》的消息时，我还在沉睡，起床之后，我就看到摆在桌面上的法新社编发的《每日要闻》，我一边呼着咖啡一边嚼着夹肉面包，一边飞速地翻阅连篇累续的世界各地新闻摘要。唯有合众国际社记者列昂·丹尼尔的《西贡陷落》的电讯是全文收录。我有点嫉妒，也有点后悔，我不该过早地离开南越，这是我判断的失误，原本以为，西贡政权无论如何糟糕，也能支撑到1975年年底，没有想到美国一松手，这个南越王国在55天之内，就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仰天倒地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使美国乃至世界作出清醒的反思：美国不惜血本拯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美国公众将认为他们的子弟会为这样一个形同朽木的“国家”去献出鲜血和生命，实在冤枉，实在不值得！
不过，我得赞赏我的同行的消息写得生动、简洁而传神，现在，我把它抄录如下：
西贡陷落
［合众国际社西贡1975年5月1日电（记者：列昂·丹尼尔）＇我知道战
争已经结束了，然而，只有在我从窗口向下俯视时，我才感到战争确确实
实结束了。
在窗下，共产党的坦克正穿过“杜·多”大街耀武扬威地隆隆开过去
——这条大街上到处都是酒吧，它们曾吸引过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兵。
北越和越共的坦克正在把“杜·多”大街的沥青路面轧出条条轨痕。
这是一条破破烂烂的半英里长的大街，是乞丐、窃贼、娼妓日夜出没的地
方。
在“杜·多”大街——即越语“自由”大街——过去几乎是你想买什
么，就有什么。
在南越的新统治者看来，“自由”大街无非是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表现。
4月30日，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向共产党投降，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几年
的越南战争。几个小时后，共产党的坦克就隆隆开进首都。
合众国际社西贡分社社长阿兰·松森和我一道，从我们办公室的窗口
冷眼俯视共产党军队镇压最后的反抗。
共产党军队开炮轰击满载船员及其家属的南越海军船只，这些船只试
图顺西贡河逃逸出去，逃到南海安全的海域。
夜幕降临后，我们目睹远处的弹药堆在爆炸，曳光弹在被炮火映得明
如白昼的夜空中横飞。当枪炮声沉寂下来后，我们等着战胜者光临鄙分社。
不过他们没有来。
我们只得冒险上街，朝着过去我们只能在战场上见面的共产党军队咧
嘴笑。他们中也有人咧嘴笑了，这使我们松了一口气。
在以后几天中，我们在大街上自由来往，边走边观察这稀奇古怪的和
平。
大多数乞丐以及少部分娼妓又走上了“自由”大街，不过酒吧间都是
大门紧闭，它们的屋顶上飘扬着越共旗帜，这使我们相信，这条大街永远
不会是过去那个样子了。
我来到一号公路，只见到处是打坏了的坦克和卡车，既有南越政府的，
也有越共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向北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向南奔逃——目
的地是他们中许多人永远找不到的安全地带。
通往北方的公路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平民，也有军人。尸体
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同战场的硝烟气味混杂在一起。
这几天通讯联络中断了，现在我们总算有心肠回顾美国撤离南越了—
—这次撤离，终于使美国在卷入越南战争四分之一世纪后脱了身。
我至少遇到了五、六个没有来得及乘直升飞机撤离的美国人。他们对
这次撤离的组织工作均持批评态度。
他们大多数为那些曾为美国人服务过的越南人的厄运感到伤心。美国
官员曾警告这些越南人可能发生屠杀，却没有把他们撤出来。
不过，这儿看不到发生屠杀的迹象。
西贡陷落的前天夜间，我见到许多越南人不顾一切地试图离开。没有
来得及离开的越南人，现在问留下来的少数美国人该怎么办。
地道尽头的光明熄灭了。然而，不管这是好还是坏，越南南方总算走
到了地道的尽头。
5月，这是巴黎色彩最为艳丽的季节。阳光明媚，气候宜人，百花盛开，芳草如茵。面对着这条消息，我想象不出21年前被奠边府陷落的消息所折磨的巴黎人，对西贡陷落有何反应？它是不是又唤起往日的酸楚？当时，法国的历史学家拉古杜尔就对奠边府的失败这样写道：“这场灾难显示出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取胜的，因为在越盟后面，有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庇护所。因此，从1950年后，这场战争就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并且耗资奇巨，尽管钱是由美国支付。……”
说实在话，当时，许多法国人，愿意战争失败，以求解脱，因为他们已经厌烦透了，称之为肮脏的战争！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人，我想听听他对西贡陷落的反应。那将是极为独特而且有趣的，我急忙收拾起餐具，带上笔记本，直奔巴黎16区，在这个区的一所普通的公寓里，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