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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带我到接受特种训练的丛林里去巡礼一番。我说，我经历过越南的丛林战争，对蚊蚋扑脸、烂泥遍地的丛林不感兴趣，我只希望他能与我倾心交谈。他愿意在一个休息日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是老相识了。
“我在越南丛林战争中，七进七出，是完全成功的！”克里斯少校不无骄傲地说，“我在学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既然你不想跟我的学生进入丛林，那么咱们可交谈的也就不多了！……”他摊开两手，向我表示遗憾。
“在越南时，我还记得你曾告诉过我，你有一项保密的行动，我想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吧？”
“你说的是那次营救战俘事件？”
“对，应该叫山西劫俘行动！”
“可是，这次行动新闻界已经谈得够多了。”
“新闻界都在嘲弄那次失败，我想你一定会有不同的见解。……”
“斯托里先生，你说对了，不是不同见解问题，而是与舆论相反的结论问题，应该说我们的计划是成功的，行动也是成功的，仅仅是出了一点意外，而这个意外的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不过，你不想通过我的文章为你们的这次不成功的行动辩护几句吗？……”
“当然愿意！……那么，打开你的录音机，咱们就开始吧！”
在整理克里斯教官的谈话记录前，我想就美国特种部队的一般情况介绍几句：美国的特种部队，被许多小说家神化了，许多杂志为了吸引读者，也给特种部队涂上了一层神秘惊险的浪漫色彩，一次营救墨索里尼的偶然成功，成了特种作战部队的传奇。
具有一般历史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希特勒为了营救他的“宝贵的对象”实施的“橡树计划”。那时候，意大利的独裁者、法西斯首领墨索里尼被囚禁在亚平宁山脉的大萨索山巅之上。德国党卫军奥托·科尔兹内上尉，用一架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行动，感动了、启发了、也鼓舞了许多敢于冒险的军人，因为这个行动在特种战争史上闪射着奇异的光辉。
也许美国的特种部队更为源远流长，它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对北美洲殖民统治的最初年代。当时的印第安人就是游击战的能手，他们的突然袭击经常使欧洲殖民者受到严重损伤，欧洲殖民军用传统战法，根本就不是印第安人的对手，他们被迫改变战术：首先是利用投靠殖民军的印第安人组织几支能征惯战行动迅速的小分队，以精良的武器装备用游击战法来对付印第安人的游击战争。这些机动灵活执行特殊任务的突击部队，便被称之为“特别行动部队”——简称“别动队”！在美国特种部队来说，印第安人的游击战是他们的祖先。
这种特种部队，随着美国的独立战争结束而解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重新崛起。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这种特种战争为英、美同盟在北非和南欧战胜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在北爱尔兰培训的第一支“别动队”于1943年3月空降到北非突尼斯德军后方，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占了重要交通枢纽。而后又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战役和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中，都是连连得手战绩辉煌。
在“别动队”的发展壮大中，第二种特种作战部队又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和海军的“海豹”部队。它在德军、日军的后方出现。由于队员个个握有多种战斗技能和富有牺牲精神，功勋卓著，威震敌胆，被称为“魔王之旅”！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特种部队也就结束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光辉历史。在韩战中，它屡屡受挫，而后又用于越南战争。军方坚定地认为，特种作战部队是进行丛林战争或是半游击战争最理想的工具，结果又是连连败北，碰得头破血流，它说明美国特种部队战胜不了人民游击战争。山西劫俘的惨败就是一例。可是，克里斯上尉坚持他的观点，他向我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失败者的惆怅和遗憾：
“营救战俘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只是接到命令回国参加一次演习。我想，我去参加这次行动，很可能是由于安德森少校的推荐，他认为我是战争的幸运儿，是能够完成任何任务而不受损伤的一员福将。
“战俘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府的沉重负担。那是越共在谈判桌上的一张王牌；在国内，反战势力却利用它来紧揪住千千万万母亲的心！我归国时，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反战大游行的队伍里，看到妇女们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还我被俘的丈夫和儿子！’……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一情景时，热血直向脑海里冲涌，我想，我克里斯愿意把他们被俘的儿子和丈夫从战俘营里拯救出来。……
“负责这次武装劫救战俘计划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特别行动顾问室。根据多方证实的情报，我们的500名被俘的飞行员被关押在河内周围的几所战俘营里。这也是我们的‘宝贵对象’，必须像营救墨索里尼一样营救，但是劫救计划遇到了三个难题：第一，河内周围高炮和防空导弹如林，如果劫救不成或刚刚升空就被击落，那就偷鸡不着反蚀米了；第二个难题是劫救哪一所战俘营？这个战俘营有多少战俘？如何配合？有多少警卫？能不能降落直升机？我们去多少人？先后需要多少时间？此外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搞清而且找出对策；第三，就是从什么方向进入？从什么方向撤出？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切都要计划周密，精确到分秒不差，而且预想到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以及应付意外的方法。……
“这个极为繁杂的冒险行动，大大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劫俘本身，而成了一种特种作战的试验，就像医生给一个特殊病患者开刀，治好患者成了次要目的，取得医疗经验却成了注意的核心。……
“策划者经过种种测算，分析了上千张高空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最终确定突袭山西战俘营。……”
“你能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个战俘营吗？”
“当然可以，不过，这是我后来回到埃格林空军基地才知道的。……因为我们所有参加这次劫俘行动的突击队员，对一切细节必须了如指掌而且铭记在心。
“最先确定为山西战俘营的第一个因素，是从高空无人驾驶战略侦察机拍摄的高分辨率的照片上，发现山西战俘营在晾晒衣服的场地上，多次出现用衣服排成的‘K’字形，当然，你知道，这是呼唤营救的标记。这就说明，战俘们有迎接营救的思想准备。……”
“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这可能是越共玩的一种花招？从整个越战期向，我得出的结论是，越共非常精明，几十年的以弱对强的军事斗争磨练了他们，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启迪了他们，丰富了他们。……”
“至今我都不认为是越共耍的花招，那次失败仅仅是出于偶然，确定山西为劫俘对象的第二个因素，是那里的战俘最多，据地面特工侦察，大约有80名。甚至花名册已经搞到，不会有假，很值得冒一次风险，更何况其中有赫尔曼中尉，他是我的同乡，我一心救他。
“第三个因素对劫俘最为有利，那就是战俘营孤立于一片水田地带，相距城镇两公里，因为附近没有营房，也就没有越军大部队驻扎；战俘营里有个供晨操用的篮球场般大的空地，可供两架直升机降落，看守战俘营的越军只有一个排，连管理食堂的勤杂人员在内，只有50多人。
“为了进一步把情况搞得精确无误，负责这项计划具体实施的卡林特中校到达了西贡，因为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里得知南越副总统阮高其就是北越山西人，他应该知道家乡周围的地形和其他情况。阮高其副总统对高空拍摄的照片作了形象的解说，但对此大胆的劫俘计划却不抱信心，卡林特又将此计划征询威斯特莫兰将军的意见，可令官听过之后要他再去找对丛林战争有特别研究的安德森少校。安德森认为此计划可行，并推荐我参加这项行动，他说：‘克里斯具备斯科尔兹内的一切素质：勇敢、机警和特强的临时应变能力。’于是，我应召直接到埃格林基地来报到。
“这项接近异想天开的行动计划使我激动不已，它的成功，将使我闻名世界，恨不能立即一试身手。卡林特中校对我七进丛林特别欣赏，对我抱有极大的信心。突击队下设三个分队——突击分队、警戒分队、支援分队。我被任命为突击分队队长，卡林特中校说：‘这是关键的关键！’其实三个分队密不可分，哪个分队出了毛病都会全功尽弃。我回答说：‘绝不辜负重托！’
“策划这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