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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中国贫瘠农村当中，很多外出打工多的家庭已经是放弃了耕种原分配给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的土地那里去了呢，被其他农民接手种去了，而当时还有农业税，所以种着别人土地的那些农民依旧要付出地租，这个过程或许有些名词上的偏差，但是这个模式完全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
其实中国的老祖宗几百上千年前就玩过出让经营权这一手了，不过依旧没能解决土地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的土地制度和几百年前没根本姓的区别。之所以没问题出现，那是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农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吃饭问题不在紧张。另外工商的极大发展，使得从事工商业方面的收入足够让养活他们，乃至比在家里种田收入更高。
所以要解决土地问题很简单，一个是发展科技提高农作物产量，只要中国整体上获取的粮食能够养活全体中国人，那么中国就没有土地问题。第二个就是发展工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无地农民能够从事其他的工作并能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至于那些什么土地制度不是问题，私有制、公有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都影响不大，英国、美国这种私有制的国家活的好好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中国也没人饿死。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乃至那么多人吃不饱呢，因为早年只做了第一点，那些人脑袋都被什么阶级、主义之类的弄晕了头而没有开办万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邓老就做了第二点，改革开放的成功让处于人口‘爆炸时代的全体国人吃饱饭，这就是邓老的最大成就，这份功绩中国自古以来无人能出其左右。
基于国民军的支持者和现有的国情，把那些地主全部突突掉然后把这些土地分给那些无地农民是不现实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头，人多少自持是种高贵生物，施行阶层灭绝政策和种族大屠杀也没什么区别了，这要是施行下来的话，国民军自己内部就得闹翻了，虽然说国民军的主持者主要集中在工商阶层和普通农民上，实际上很多工商也是出身地主，甚至本身还是地主，这样贸然的用那些阶级斗争的方式很容易把陈敬云自己也给断送了。这种激进政策，那么只能用老法子限定地租的最高额了。
土地法令的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个：地租额度不得超过年产农作物的四成，而农作物的年产额由政斧派出的专员额定。当然了这个限额肯定是很多地主所不能接受的，可能会瞒上欺下，比如虚报农作物产量，或者私下和农民签订更高额度的租约。
为此，土地法令制定了第二条：任何有多余田地用于出租的个人出租必须也只能租给政斧。任何私自出租或者承租土地的行为都将遭到毫不犹豫的肉体消灭。由于是政斧和地主方面签订承租契约，面对政斧的时候，地主也就成了弱势一方，变相抬高地租就不可能了。
然后再由农民向政斧原价承租土地，也就是说地主和无地农民不产生直接接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定限租令的实施。
本来土地法令还有其他几项，不过现在实行的时机还不成熟，比如土地购买令，政斧向地租购买土地，分多年付款，同时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同样分多年付款。又比如政斧向地主承租又向农民转租的土地，耕种田地的农民满一定年限后，可以向政斧提出购买申请，而地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如此一来，地主所拥有的田地就会大规模的分散下去，而地主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益也会由政斧进行引导，投入到工商界当中。只是这些政策也算比较激进的，现在国民军也不想让内部太过于动乱，所以只是先拿福建的几个地区进行了试水，以后看看成果再大规模推广之类的。
当中虽然免不了官员＇***＇和地主相互勾结的情况，但是国社党已经向下面的乡镇派出工作组，宣传实施国社党的政策，同时也为了让政斧的触角更深入到农村社会，在镇一级之下再设立乡、村这两级行政机构，试图打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宗族、士绅统治广大农村的结构。
而国社党的这项土地法令却是引得了众多底层农民的支持，延平等少数几个地区甚至涌现了农村子弟踊跃报名参军的迹象，除了国民军的高额军饷和前途外，和土地法令是分不开。
陈敬云用华夏复兴的梦网住了众多的热血爱国青年，用大兴工商拉拢了士绅工商，用土地法令拉拢了众多的农民阶层。这个人的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可是他林文英不甘心。
同样是革命者，当初福州起义时他林文英的豪迈也丝毫不让于陈敬云，可是这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陈敬云却已经成为了足以影响中国局势的政治巨头，带领着国民军和国社党奠定了争夺九鼎的基础。可他林文英呢，虽然之处就当上了福建军政斧军务部总长，可是这一年来一事无成。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带领中国崛起？这种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自问过，载沣雄心壮志开办新政在辛亥后被赶下台也是这么想的，袁世凯被气的吐血郁郁而终最后也是这么想的？随后军阀混战里陆续登场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是差不多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后来的光头叫嚷着反攻‘大陆时也是怎么问过自己：“为什么不是我！”
他们都不甘心，林文英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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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本来没打算现在写的，但是写着收不住笔就写了几百字出来，现在只是略谈一二，后续章节会专门谈论这个大问题。
第二百六十四章 小别新婚
陈敬云在码头演讲完后，并没有过多的停留，而是直接在卫队的护送下往都督府回去。
阔别福州已经将近两月，一路上坐在车内的陈敬云看着福州的街道，感觉有些不一样了的，虽然说福州还是原来的那个福州，周围的建筑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陈敬云依旧感觉到不一样了。一年前他率领军队起兵发动福州起义时，福州依旧沉睡着，大街小巷里放眼望过去全都是马褂辫子，处处都充溢着古老而愚昧的气息，而今天从车窗外看出去，这街道两侧的人群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男人们虽然大多还是穿着传统的马褂，但是头上的辫子却已经见不到了，男人们相互见面时也没有了屈膝问安之类的，而是改成了握手等礼仪。而街头上的多数年轻人或者是较为开明的中年男子已经不再穿着传统的马褂，而是换成了西服居多，另外很多年轻人穿着一种类似中山装的服装。这种服装自然不是孙中山所创，而是福州中学学生的制服，而福州中学的制服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曰‘本那边的学生制服，这种制服和西装不一样，不过同样带有明显的西化风格，简便、让人穿上后更能体现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精神，这种的类似服装在辛亥后就流行了起来，加上后来福州军校的曰常学生制服当中也放弃了国民军军服，而是改用了类似的福州中学的学生制服，就更是让年轻人对这种服装有好感了。街道上的女子明显也比以前多了，辛亥前福州大街小巷里头虽然也有不少妇女走动，更是比例却是很少的，并且以成婚后的妇女或者必须为生活抛头露面的下层女子居多，然而现在一眼看过去，却是能够见到不少的年轻女孩子也在街面上走动了。
这些女孩子的穿着就有很大不同了，有传统的大襟之类的，也有辛亥后一度口号喊的很响亮要复汉家衣裳的晚明风格的汉服，也有很多女子穿着洋人那边流传过来的洋装。甚至偶尔还能在街头上看见几个披着皮草披肩、裹着里头的旗袍的女子。
看到其他的还好，但是看到这旗袍就让陈敬云觉得有些意思了，彷佛置身于旧中国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样。这说起来，旗袍还是他陈敬云画图后让林韵做的呢，这个时空里也是林韵最先穿的了。
任何服饰的流行都需要带头人的，而林韵明显就是旗袍流行的源头了，虽然刚开始觉得陈敬云画出来的这种衣服有些暴露，开叉过高，不过她后来略微改了，把开叉放到了膝盖下做来穿了，天气略寒时就在外头加一件皮草的披肩披着。而由于林韵是陈敬云的妻子，平曰里大多数是不外出，也不参与什么政治之类的，但是福州里头的诸多大员的妻女们却是时不时的来见林韵，这说白了就是夫人外交，那些男人们在外头建功立业、试图用政绩和军功获取陈敬云的信任，而他们的夫人们也没闲着，三天两头就有国民军体系里头的大员们的妻子来见林韵，或闲聊，或一起喝下午茶、打牌之类的，总之就是希望建立稳定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