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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帮帮您，”娜斯佳俯下身去开始拾文件，“伊戈尔，你走吧，我俩能行。”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蹲在她身边，却连一份文件也不捡，就只是看着娜斯佳，等她把所有文件都捡起来，列斯尼科夫身后的门“啪哒”响了，但主人连动都不动一下。
“请您原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理解，您会觉得我在此时此地讯问您不合适。而且，一般说我的在场也会使您感到窘迫。可我们得破这个案子，因此，很遗憾，您还必须得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我们对您生活的打扰。”她尽可能委婉地说道。
“需要多长时间？”戈托夫齐茨问。
“我想不会很长，可这事难以预料。要看我们是否走运了。”
他慢慢站了起来，把翻倒在地的凳子扶正，坐直了。
“我们就在这儿谈一会儿。您不反对吧？”
“好吧。您要点茶？”娜斯佳问。
“好的，谢谢。”
她打开电热壶，就势环顾了一下。厨房很漂亮、很宽敞，墙上嵌着家具，是严丝合缝按照墙的尺寸做的。娜斯佳打开橱门取茶糖，一眼看出，这壁橱不是用整个木头，而是用薄板条做的。换句话说，家具很不错，可还不是最贵重的。大概值六七千美金吧。整木做的家具比这贵得多，大约两万，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家透着富足气息，但还不算讲究和排场。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想您所遭遇的不幸能够告诉我您的心情了。可我总觉得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难道是我错了吗？”
戈托夫齐茨抬起浑浊的、再次转向其内心的眼睛望着她，随后吃力地懦动着嘴唇说：
“不，您没有错。可如果我告诉您究竟是什么使我不安的话，您一定会以为我疯了。我不愿意这样。”
“可毕竟……”
“您要我说？”
“是的，我要。”娜斯佳坚定地说。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他停顿了一下，或许是在等待对方回答。见对方不说话，便又重复道：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有迫害狂症状。这是精神极度压抑的标志。”
“我们来通俗点儿，好吗？您精神压抑有什么表现吗？”
“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觉得我不在家时总有外人进来翻寻我的东西和文件。凭理智我也懂得这是不可能的，可又总是能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各式各样的证据。大概，或许正是为此，｜Qī＋shū＋ωǎng｜无怪乎人们都说，经常和精神失常者打交道的人，或迟或早，自己也会变得和病人一样的。我身上发生的恰好就是这样。”
“妙极了，”娜斯佳不无惊恐地想道，“马上就能判明他有心理疾患，在急遽心理病态状态下完全有可能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可我这个白痴，居然会把伊戈尔放跑了，而和他面面相觑。哎，卡敏斯卡娅，瞧您做的好事吧！生活什么都没教会你。”
“让我们按顺序说，”她尽量冷静地说，“有人在监视您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发现我身边总有同样一些人在跟踪我，在各种地方，在城里的各个角落。”
“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人。至少有三个。或许四个。”
“您相信自己没有弄错？您能认得出他们吗？彼此相似的人有很多，您信不信？”
“我对人的相貌有良好的记忆力。我看得很清楚，尽管穿的衣服不一样，可面孔是一样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可要知道这种现象是绝对可以解释的，您别忘了，前不久还有人想偷盗您的家呢。您能肯定您什么也没丢吗？这说明窃贼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没来得及在预定时间内找到，所以，只得藏起来。可既然他们没找到，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尝试的，因此，他们监视您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不在家，好采取下一步行动。您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
戈托夫齐茨更加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至少，他的眼神已经不像几分钟前那么浑浊了。
“这么说您认为有人真的是在监视我？”
“当然啦。这再清楚不过了。”
“您想说这不是臆语？不是狂躁症？”
“我想不是，”娜斯佳撒谎道，其实她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我的解释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就得回到撬窃这件事上来。罪犯在您家里翻找什么东西呢？”
“可我已经告诉过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不知道。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
“您绝对肯定什么东西也没丢？”
“绝对。”
戈托夫齐茨急躁起来，刹那间，娜斯佳真的感到恐惧。如果他真的是个疯子，那该如何是好？他马上就会发狂，抓起刀子把她大卸八块，好在刀子就挂在她身边，一伸手就能抓到。不，不能冒险。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有敌人吗？”她把谈话转到另一个方面。
“敌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嗫嚅道。
“是啊。嫉妒者、不怀好意的人，或受过她的气的人，一切对她不怀好意的人。”
“她是个记者……您应能理解，任何记者都肯定有敌人。就是他对之写过公正报道的人也一样。尤丽娅的笔锋很尖锐，风格很尖刻，我想她得罪过的人肯定很多。莫非人们就是为此而把她杀死的？我有点不敢相信，人们会为了记者所发表的文字而把他们杀死。”
“记者和您我一样也是人。随便以什么理由都可能导致杀人，记者被杀完全不非得是因为他们写了东西的缘故。而您的妻子同时还是一位议员。她没对您讲过议员群中有过什么冲突的事吗？”
“噢，没有……可我并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情形十分严重的话，我肯定能记住那么一件两件事的。尤丽娅，您没看见吗……她是个……很有韧性的人，如果您能理解我所指的是什么就好了。无论咬住什么都不撒嘴，同一句话总是叨叨个没完。情况愈严重，她的话也愈多……讲呀讲……是的……请您原谅……”
他在片刻之间闭上了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总之，我肯定会记得的。”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请您帮我整理一下她的文件吧。我不再用说话来折磨您了，您今天大概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给侦查员了吧？”
“没有，我不和侦查员说这些。”
“那是为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
“是这样，他让我明天去一趟。您知道我和他是在太平间认尸体时见的面，他问我尤丽娅昨天什么时候到哪儿去过，我晚上是在哪儿过的。或许我的样子非常糟糕，因为他对我动了怜悯之心，说明天再来问我。”
娜斯佳暗自笑了。侦查员格梅里亚是个好人，可平常并不以同情受害者见长。他不过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爱不够自己膝下那四个孩子，而总是把自己的家务看得比公务更重。他甚至及时从刑侦科调到侦查处，因为不愿冒险，不愿（呸呸，莫遭毒眼）让妻子成寡妇，要孩子做孤儿。的确，在如今这个快乐祥和的年代，侦查工作并不比侦探工作更少危险性，但格梅里亚不知怎么觉得这样心绪能更平静一些。也许正是为此，由于他急着看孩子、回家，急着参加家长会，于是，才只同死者丈夫潦草地聊了一会儿就完事儿，的确，他是有不对的地方。
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她在一小时里把死者的文件分了类，大致把它们分成“个人”、“家庭”、“记者”和“议员”几大类，分完就走了，丢下戈托夫齐茨独自悲伤。
“奇怪，”在人挤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颠簸时，她想，“我在他家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电话居然连一次也没响。没朋友和亲戚，也没病人打电话安慰，表示同情。总之，没一个人这样做。莫不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掐断了电话，以免干扰？”
走到自己家门前时，娜斯佳忽然涌起一个胆怯的想法：如果列什卡不在家就好了。这一念头刚一出现，她就被吓了一跳。难道她两年前做出的结婚决定错了？难道说婚礼刚过了才两年，她就明白，她根本不需要什么丈大，甚至像阿列克赛这么出色的丈夫也不需要了？不，不，让这样的想法滚蛋吧。这样的念头无权闯入她的头脑。列什卡最好、最聪明、最宽容、最善良，是最关心人的丈夫。
她感到自己这是在强迫自己相信，然而，当她推开家门，看见屋里的灯光时，便感到万分失望。丈夫在家。还得和他交流。自己得说点什么，听听他回答什么问题……或许全部问题仅在于，一般来说她谁都不需要？列沙是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