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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从剩下的40分钟里，还需要压缩掉25分钟。而这也就是有嘉宾本人直接参与的那段过程。栏目为嘉宾提供机会，让他看一看从荧屏上看，他显得多么不成熟，偶尔又会由于不假思索而说了怎样的蠢话。他胆战心惊地听到，自己说的话是那么拙劣，做的手势是那么难看，而当摄像机捕捉到一个成功的画面，以及荧屏上响起流利、连贯且文法通顺的话语，且不时夹杂些俏皮的玩笑时，他就会欣喜万分。大家好像是在和他商量——“让我们把这一小段去掉吧，”人们对他说，“而这里您简直太棒了。您看，摄影师捕捉到的您的这个镜头真是妙极了，简直是奇迹。啊，您说得真棒啊！喏，而这一段，看来好像不太好，您看呢？”而某君自然也会这么想，而这样一来，在他的英明领导和直接参与下，40分钟莫名其妙成了与乌兰诺夫的15分钟的谈话，而对话中的某君成了非常生动、有趣，思想深刻，富有教养，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非凡人物。同时，还应该指出，某君在化妆之后比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要好两百倍。这都是米沙·多岑科亲眼所见，因为是他，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惨案发生后，首先走访了那些幸而将其与乌兰诺夫进行的谈话录制下来的人。
某君在看到录像结果之后，产生了他在世上的最大愿望，那就是让节目能尽快播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在公共场合露面，而这个节目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是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何尝不想留下好印象。既然他能让人看上去很棒，又能如此精彩地表演，那么，对此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就会以热切的目光询问：什么时候播出？什么时候这盘他热切渴望的带子将对外公布，并在全俄电视频道上播出？人们会回答说：“只要一弄好，马上就播。到时候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是的，是的，当然会提前的，怎能在播出当天打呀，您不是还得通知所有熟人、亲戚和朋友吗？是的，当然了，节目播出后我们还会送您一盘录像带，我们会专门为您复录一盘留做纪念，所以，您不一定非得用录像机把节目录下来。”
因渴盼荣誉而感到无上幸福的某君回家去了，而与此同时，第二部名为《一切都要付钱》的戏开始上演了。可以认为，这部剧并非每次都要上演。据米沙估算，概率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人们是按哪个脚本上演这部戏的，还有待查清，但这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某君有一些富裕的熟人（我们姑且如此称呼他们），这些人与他有业务上的关系。这些人可能是他的赞助者，也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还可能是些亏欠他什么的人。就是这些熟人，会突然给某君打电话，问他是否一定坚持要让这个节目播出。他当然希望播出了！怎么能不播呢？不播的话费这么大劲儿所为何来呢？那些有钱的熟人对他说：您明白吗，有人要我们为《素面朝天》栏目提供赞助费，如若不然，已录制和剪辑好的节目就不能播出，要多少钱？很多，两万美元。当然了，我们可以支付，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所以，如果您一定要上……某君有点惘然若失。因为他已经看见过荧屏上的自己了，感觉是如此之好！而他多么想……他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可他考虑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希望节目能够播出。哎，假如他没看过节目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可能有理由担心，节目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而他在其中的样子或许也非最佳状态，既如此，就让这个节目见鬼去吧，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早知这样……但一切不幸在于他已经看过录像了。那节目连一点瑕疵也没有，连一个失意的表情也没有，就连每次掉头也没有一个不漂亮。爱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是正常的，也是对头的。人家让他看到的他本人，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那么聪明，那么非凡，于是乎，他也就上了钩。算计无误。要想不上当，得具有非常特殊的性格才行。
于是，某君最后坚决声明，他坚持节目应予播出。节日播出了，就算完事。
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精通自己的业务。与栏目中将要出现的嘉宾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弄清哪些是他的强项，摸一摸在讨论哪些难题和问题时，嘉宾能说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和见解。她甚至帮助嘉宾选择服装，以使客人出现在荧屏上的形象尽可能更好一些。奥克桑娜死后，便没有人准备节目了。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再找一位聪明伶俐的记者，回到从前的操作办法上来，但乌兰诺夫从那以后就只槁现场直播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以及如何寻找那些其背后有富有的赞助者支持的嘉宾。很明显，以前从事这种工作的，是节目经理维佳·安德烈耶夫，而在他死后，这种可爱的勒索活动就中断了……
“确实是很可爱，”戈尔杰耶夫摇了摇头，“可以推断，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正是因此而被杀的。不是他们索要的数额把嘉宾和他的那些慈善家给惹火了，就是这些电视人把人家给耍了，拿了人家播节目的钱，却没有播出节目。”
“还可能是其他原因，”娜斯佳说，“谈判进行得很复杂、很紧张，双方都说了许多侮辱人的话，于是，安德烈耶夫、乌兰诺夫一伙拿到钱后，对录像带重新做了剪辑，把其中最好的段落删掉了，而把最差的镜头留了下来。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我的孩子，这就不大像了。这简直是小儿科，有点像小打小闹的、恶意的小流氓行为。尽管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没有？我们必须赶紧把最近半年的节目录像带搞到手，你告诉米沙；让他去办。我们看一看，其中是否有哪怕这么一期这样的节目。另外还有，娜斯塔霞……”
戈尔杰耶夫突然打住，目光凝视着窗外。对于他此刻想要和娜斯佳谈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喜欢，可还是得说。
“还有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她有些疑惑地问。
“格梅里亚要求把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从他们组调走。他俩找不到共同语言。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伊戈尔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她耸耸肩膀说，“一个侦查员突然之间不喜欢某个探长或反之，这不是很正常么？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不是一度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柯斯佳·奥里山斯基，后来磨合得惯了，甚至还成了好朋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格梅里亚断定列斯尼科夫不信任他，并曲解他说的每一句话。是这样吗？”
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上司，目光中既没流露窘迫，也没有不安，尽管事实上，他们在背后常常议论同事，而且，从没什么好话。但娜斯佳也正因为这样才喜欢戈尔杰耶夫上校，她对他太了解了：他从不对自己的下属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有他在场时，属下们用不着拘谨。而既然他讨论伊戈尔，那就是说，确实需要如此。
“是的，是这样，”她回答说，“伊戈尔不信任他。可事关一桩政治谋杀案，您又能怎么办呢？伊戈尔和任何一位正常的警察一样，总是想着，探长头上有压力，要不就是探长已被收买或恐吓住了。所以，每次当探长催办某种方案并提高嗓门，只要话题一涉及到其他什么事，总会合情合理地产生怀疑。如果没有丝毫怀疑，那反倒怪了。伊戈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很聪明，就逻辑推理和警觉性而言，他很正常。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同样也不会信任格梅里亚的。伊戈尔想要提出一种能容纳戈托夫齐茨家盗窃案在内的方案，而格梅里亚大喊大叫说，盗窃和案子没有任何联系，让伊戈尔把它彻底忘掉，就肖它没发生一样。您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
“我？”戈尔杰耶夫笑了笑说，“我嘛，我的孩子，我自己的侦探生涯过得很光彩、很有趣也很有成果，但却并不正确。打过许多年游击，违法更是家常便饭。可等我当了局长后才明白，应该教你们也就是我的下属和孩子们，换一种方式来工作了。如令这帮律师可不像从前，法律也和过去不同了，如今稍一违法，你所办的刑事案就会彻底推翻。我对你们付出的劳动感到很可惜，当你们苦恼透顶，绞尽脑汁，夜不能寐，冒着生命危险，就只是为了搞清律师质疑的某个可恶的细节时，我难受得要落泪，可以公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