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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瞧,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无法推测,这些日子里他俩究竟在哪儿。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在班儿上。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们,比方说,奥克桑娜吧,离开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这一点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应该知道。”
“可您现在怎么去问他?”她叹口气道。
“那是没法儿问了,”我迟钝地肯定道,“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维克多曾经有个单独的速记本,上面记载和收集了和材料有关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记载,能告诉我们记者到哪儿去、为什么。”
“对奥克桑娜居然会有这么严格的监督吗?”娜斯佳惊讶地问道。
“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能以此准确反映依据具体内容收集材料的各个环节。倒是对司机应该实施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能准确了解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您跟司机谈过了吗?”
“当然谈过。可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他根本就不在场。但他既没跟维佳,也没跟奥克桑娜在一起。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您的那几位同事,除了与您的节目有关的工作外,还对某一别的问题感兴趣。说不定是商务?”
“很可能,”我同意道,“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谈话进行得毫无成效,萎靡不振。娜斯佳显然不急于到哪儿去,至于我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又能有什么急事呢?急着到坟墓里去吗?有意思,我的维卡究竟订了个什么约定?说不定,她已要人在三天之内把我给干掉,公墓里人家已经判我缺勤了吧?
我努力不引人注意地扫视着周围,说不定受雇的杀手就躲在附近某个角落里,等着我和刑侦科的女侦探分手吧?周围人很多,而我又不知道那受雇的杀手长什么样。嗨,算了吧,叫他见鬼去吧。要知道或迟或早,他总会找到我的。人们还不曾想出过摆脱杀手的虾办法呢,这个,甚至连高官显贵直到总统也难免不被人刺杀。
“您住的地方远吗?”我忽然问道。
“您住的地方远吗?”乌兰诺夫忽然问道。
“很远,”娜斯佳道,“在谢尔科夫路。怎么?”
“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回家?”
“那好吧,”她诚恳地说,“可这多不好意思。这不会使您为难吧?”
“不会,”乌兰诺夫不知为何开心起来,甚至他的脸色也开朗了,“我反正要到那个区去一趟。两人做伴路上更快乐一些。”
娜斯佳惊奇地瞥了他一眼。这个乌兰诺夫好不奇怪呀。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突然又客气起来,笑意盈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还装出一副需要有伴儿的样子。他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独处时会寂寞的人。再不,他不过是采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好转换话题?也罢,不妨顺着他,反正从他那儿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徒然地打扰了另一个人。
“谢谢,”她点头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车,乌兰诺夫又沉默寡言、郁悒不安起来。刚才那活跃的表情连一点儿踪迹也不剩了。不,他实际根本不需要什么旅伴和谈话对象,这是确切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干吗还要送她呢?
“乌兰诺夫,您难道从未感觉到您的节目并非一切正常吗?”娜斯佳试探着问。
“不,”乌兰诺夫又疾速地说,“我的节目能有什么不正常呢?请您把话挑明了说吧。”
“那好吧,您的两位同事死啦。这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爆炸装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车上,是他私人的车,而不是您的‘跑车’上。换句话说,罪犯的目标,极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编导。我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与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有关,可如果这样一来,那我们就得承认,他除此之外肯定还在从事某种活动,尽管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您还是您这个组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说,而这,您得承认,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怀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杀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还有邦达连科的话,那他们就必须知道,编导和记者此时乘此车一块儿出行。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论,在您身边,在您的演播室里,一定有人或是与维佳的车打过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过有关维克多和奥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倾向于以上哪种推测?”
乌兰诺夫没有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里重复着她说的话,力图周密思考和理解他听到的话。
“哪个都不喜欢,”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什么人会有必要非把维克多和奥克桑娜杀死不可,无论是单独杀死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还是把他俩一块儿都干掉。您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罪犯自己搞错了呢?维佳的那辆车再普通不过了,日古利七型,连颜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许爆炸装置不过是搁错了车罢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考虑的。此刻,当时在附近的所有车主都正在接受审查。乌兰诺夫,您能否告诉我,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
乌兰诺夫阴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奥克桑娜未婚,而维克多则刚离了婚。他们亲近一点儿又能碍着什么人呢?”
“哦,这您可就错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证上的钢印与嫉妒权之间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老实说,嫉妒,一般说也与任何权力无关。一个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欢这样的话;而一个被抛弃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为嫉妒和绝望所折磨。”
“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蹚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讲从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艰难。”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而乌兰诺夫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的表情仍然阴沉沉的,还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他故意继续谈话,以便不至于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乌兰诺夫先生,您究竟在为什么而忧心忡忡呢?莫不是在为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的死而忧虑吗?啊,是的,如若不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