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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它挥霍掉了，吃光卖尽了。于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个人将会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种不平等，这取决于教养，而非取决于别的。由于我国在数十年当中好像并未有过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过应有的调教。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即近邻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广泛流行、十分自然。这令人很恼火，他们无法与这种现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么会这样？——使他们发疯。同在一所中学念书，我是优等生，而他是个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学，而他是个傻混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一度还因为强奸蹲过班房；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程师，而他则又是酗酒又是泡妞，还和某个黑社会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个失业者，而他呢，出门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挂满了蜂巢式电话。人们一旦感觉不到公正事物的逻辑性，便会失落。心理危机即来源于此。而来找我们的就是这些失意者，我们给他他钟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来消除他的失意情绪。他不知道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工资不会发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客户就只在我们自己的企业上班，企业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现金全归中心，客户得不到有关工资——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一样的生活水平，而由于谁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挣多少，而他的近邻又能挣多少，所以，人们之间不会有嫉妒、恼恨和仇恨。如果一个人无法应付实际现存的生活条件，无法适应他所在国家的经济条件，那我们就给他创造别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就能摆脱危机，对付好自己的难题了。”
“以后呢？”我问，“一旦他摆脱危机，他会离开你们吗？”
“当然，”卢托夫又笑了，“我们谁都不阻拦。”
“离开的人多吗？”
“不，没人愿走。在中心存在的这么多年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声称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难、他在其中根本就不愿再活下去的那个世界。或许您对这一切暂时还不理解，因为您从未在一种爱、和谐与善意的气氛中生活过。日常生活中，爱我们的，充其量不过是两三个人而已，我想说的是，那种真挚、诚恳而又忘我的爱。我们与所有其余的人处于战争状态，或是往好处说，处于咬牙相互忍耐的状态。我们中心的一切皆与众不同。当然啦，并非所有人都能对他人怀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们中心，我们却教会人们这样做。在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导下的小组和个人学习，我们这里每天都要进行，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必修课。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没有这种方法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我听见外面的门吧嗒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于是，询问地望了卢托夫一眼。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秃顶、他的鹰钩鼻，此刻使他酷似一只凶猛的大鸟。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离开一分钟。”
他走出房间，把开着的门紧紧关上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传进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愤地说着什么，其中还夹杂着卢托夫的声音，可我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也没费事去听。一分钟延长到整整十五分钟，可我几乎未曾察觉，只是万分紧张地思索着听来的一切。带上所有家产离开吗？像是一个教派。我听说有这么一些教派就对其信徒有类似的要求。可从另一方面说，关于宗教和信仰卢托夫几乎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上次会面时，即几乎一个月以前，他这么说过。其次，有关教派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并为其成员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为何从未听说过。对他们来说，携产出走的全部意义是这些资金可以支持整个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祷和宣扬其学说以外，是什么也不做的。可归根结底，对我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应当想的仅仅只是否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结论是否对我合适。甚至不仅仅是合适。我不必为财产而担任何风险，因为我将赤条条光着身子加入他们一伙，只带十几件衬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却可以得到一种我擅长也喜欢的工作。比方说，就负责上次卢托夫对我说过的那套电视节目如何。而如果它们的节目没搞成，那也不要紧，不是还有报纸吗，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个新闻记者。如果我今天就对维卡提出离婚，并且无需分割财产的话，那她也就不会再想杀了我了。她会取消其协议的。麻烦的只是母亲，对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卢托夫回到屋里，紧跟其后的是个女人，约四十岁的样子，两眼哭得已经红肿了。她双手端着托盘，里面有茶壶、咖啡杯、糖碟和一个大盘子，盘里如一座小山似的堆着色彩诱人、清香四溢的圆圆的小白面包。那女人不知为何诡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请便。”
她手脚麻利地把杯子摆放在桌上，归置好面包碟，畏畏缩缩地看着卢托夫。
“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了，去吧。谢谢。”他像对仆人似的对她点点头，冷冷地说。
女人退了出去，轻轻关上了门。也许，她是卢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样子，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也不顺。真是怪事，没别的！我还以为，在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男子那里，一般说是不会再有什么事的，女人笃定会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连我都能影响的话。
“您妻子做的饭好极了。”我赞赏道。说着咬了一口软乎乎、热啧啧的面包。
“她不是我老婆。”卢托夫简短地说。我明白他不十分愿意讨论一个刚哭过鼻子就给我们上菜的女人，“您还有什么问题吗，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他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