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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可能。喏，这不是照片吗，上面就有您认出来的那两个家伙。您不是认得他俩吗，认得吗？”
戈托夫齐茨默默地点了下头，眼睛痴痴呆呆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娜斯佳。
“这些人在一个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和这家事务所签了合约。她想知道您到哪儿去了，跟谁交往，您的熟人都是些什么人，现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您的妻子怎么会对您产生这么不良的念头呢？她能怀疑您什么呢？是什么引起她的警觉的呢？”
“我不知道。”
他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随后便一动不动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
“您的话我不信，”他即刻又恢复了平静，说，“这是您臆造的，因为您总得怀疑我点什么。这全是您使的花招，心理陷阱及其他所有不道德的诽谤。您应当为此而害羞的。我失去了夫人，而您却说她的坏话（奇*书*网。整*理*提*供），企图引我上钩。可耻。”
“这么说，”娜斯佳满意地在心里评述道，“此刻您已经能想起妻子被杀的事了。您想问题可不算快哟。接下来的一切就该按通常的公式进行了吧：‘我是那么的不幸，而您却用讯问来纠缠我。’这些我懂，这种场面我经历了245次了。这一步是无可挑剔的，心理上绝无破绽。倒是那个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应该感到可耻。只不过大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种羞耻感，因此摆脱此类情境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我来说要简单得多，我没有心，有的只是石头；不懂仁慈，彻头彻尾卑下。所以，我在此类境况下不会感到羞耻的。或许会有些尴尬，但这我马马虎虎也能对付得过去。”
“我可不是在跟您说坏话，”娜斯佳温和地反驳道，“说的只是实际罢了。喏，这就是您夫人与事务所签协议的副本，您可以看一看。我敢向您保证，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会加罪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她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好和不体面的。所以，您的谴责我不能接受。”
戈托夫齐茨抓起他面前桌上的协议副本读了起来。他读了好久，娜斯佳看出，他并不想拖延时间，只是费力地试图读懂每句话和每个词而已。他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终于读完协议，把它放在一边，问，“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家侦探跟踪我，是吗？”
“谢天谢地！”娜斯佳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终于明白了。”
“完全正确。”她肯定道。
“为什么？她想打听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指望您本人能告诉我呢。除您以外，谁还能知道呢。”
“可我并不知道呀！”
“而我更是这样。”她耸耸肩。
“他们跟踪我很久了吗？”
“从协议签字之日起。”
“啊哈，是呀，当然是的。”戈托夫齐茨也醒悟过来，他瞥了一眼协议的第一页，那上面写着日期。
又是一阵沉默。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想什么。
“那么其他那些人呢？”他突然问。
“哪些人？”
“就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如果协议可信的话，那么，私家侦探是从4月18号开始盯我梢的。可另外两个人早在那之前我就见过。这么说，不是他们一伙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上次我和您不是已经谈过，那两个人也许是想入室偷您东西的家伙吗？可现在我打算取消这种想法了。”
“为什么？您不再信任我了吧？”
“怎么不信任呢，”娜斯佳暗想，“准确地说，我还没开始呢。”
“我这就给您解释，请您认真听听我说的。上次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那几个贼看上了您的住宅，于是就跟踪您，以便能选择动手的适当时机，他们动手了，却未得手，由于他们没来得及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便继续盯梢，好再试一次。对不对？”
“对。我们正是这样断定的。”戈托夫齐茨点头道。
“可现在我们才弄清楚，在窃案之后跟踪您的不是小偷，而是您夫人雇来的私家侦探……”
她打住话头，等待戈托夫齐茨的反应。他是努力继续按逻辑进行推理呢，还是会装模作样，似乎他什么都不明白，等待娜斯佳表述意见，他指望她的观点对他来说并不危险。戈托夫齐茨走的是第二步棋，而这使她更加怀疑了。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他问道。
“结论是小偷根本不想再次清查您的住宅，而这只能有两种解释。”
“哪两种解释？”
他的目光再次流露出紧张慌乱的表情。
“第一，他们不想这么干，因为两次针对同一个目标既愚蠢又危险。第二，他们不需要再次行动，因为第一次已经足够了。”
“怎么会呢？您想说什么？为什么够了呢？”
“因为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可我什么都没丢呀！我告诉您上千次了！告诉您和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什么都没丢！”
“您是说了上千次，而我们也听了上千次了。可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事实总归是事实，无论如何应当解释它。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而您或许会理解我为什么怀疑的。让我们从第一种设想开始：初次行窃未能得手，小偷没偷您任何东西，但放弃了第二次尝试。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您刚才还说两次偷窃同一所住宅既愚蠢又危险呀。这不是您说的话吗？我没有弄错吧？”
“这是我说的话，”娜斯佳同意道，“我问您，为什么小偷什么都没拿？您的金钱和珠宝就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要想找到它们并不需要费任何事。您不会对我说这帮小偷没经验吧？”
“嗯，差不多吧。”戈托夫齐茨极不情愿地说。
“而我要回答您的是，没有经验的小偷绝不会如此细心地为偷窃做准备，并预先侦查其牺牲品的起居规律的。既然他们还曾盯过您的梢，这就是说，他们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小偷是不会找不到金钱以及您太太的首饰及其文件的，如果他们想要偷的恰好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而这并不复杂。因此，假如我们想要让第一种设想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盗窃流产了，罪犯一无所获，可……”
“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惊恐地问。
“可他们并没有监视您。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种设想。我们假设罪犯预先做了充分准备，事先跟踪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踪过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他们溜进您的住宅，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偷，”他执拗地说，“我全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丢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亲爱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温柔地说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结论，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没人跟踪您，您在这个问题上弄误会了；要不您还是丢了什么东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诉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您就是再怎么坚持，跟踪和盗窃不果这两件事，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缺乏逻辑关联。”
“我不会错的。我的确记得，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我。”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假设，偷盗得手了。我们没有别的结论。”
“可应该有一个！”心理医师又吼了起来，“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丢！你们找吧，你们去想吧，归根到底，你们是警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说话公正一点。是的，我们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只能从您的话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您，还要我相信，他们没偷走您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您说的为依据，可我没有一幅产生关联的画面。因此我必须认为，或是您在被跟踪这件事上弄错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盗问题上说了谎。从您对我所说的话里，没法组成一段关联紧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假使您能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这两件事实整合到一起的解释，我愿意接受它，并尽我最大力量来检验它。您能提供这种解释吗？”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您应当相信我。”
“应当相信，”娜斯佳心里说道，“多么没意义的一句话呀。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相信某个人呢？一个人应当关心受他赡养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诺，归还自己的义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谁都不应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