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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办完事，去向局长汇报时，已经很晚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气咻咻地很紧张，虽然说起话来仍和往日一样平静，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睛却灼灼有神，而他那副他不时用牙咬的眼镜框，也像是随时都会嘁里喳啦折断一般。
“你有什么事吗？”他简短地问道。
“想报告一下戈托夫齐茨议员被杀案的事。”
“说吧。”戈尔杰耶夫一点头说。
“她已经看出丈夫有点不太正常。在家里被盗后他心情很慌乱。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了解情况。”
“居然弄到这个地步了？她怀疑什么？”
“这我还不知道。确切地说，她还没把这一点告诉给私家侦探。任务是这样的：要他监视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交往的所有人，要他尽量弄清楚，她的丈夫是否参与了罪恶勾当。可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也许她的确在检查她说的那些方面，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您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科洛布克咕哝道，“说吧。”
“在签合约时她就被预先告知，根据事务所的规定，如果在执行顾客任务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的话，就必须把材料全部转送到法律保护机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完全同意这一条。她所提出的惟一条件是，这些材料或是由她亲手转交给我们，或是在‘格兰特’事务所侦探与警员交谈时，必须有她在场。”
“这的确很有意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
“万一突然发现她丈夫与某种坏事有牵联的话，她想与他拉开距离。她想要大家知道：她完全不知情，而当感到事情不妙时，是她第一个敲响了警钟，并且为弄清真相而雇了侦探。但她并不想对广大公众隐瞒这一真相。”
“真有你的，”上校咕哝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她这位丈夫真有点背景，这么说，也许是他或他的帮手，嗅出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活动了，连忙封住了她的嘴。我记得，在帕莫琳娜·莫洛佐娃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么，那个私家侦探找到什么了吗？”
“据他说没找到。他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展开调查，总共只有十二个人，刚向顾客交了报价单。”
“他们是不是在撒谎？”
“这谁知道。或许是撒谎吧。总之，他们心里想什么，谁能看得清。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些帮凶是从哪儿得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收集材料，并且找了私人侦探所的？我们只有两种推断，而这两种推断实质上是一个：或是‘格兰特’里有他们的内线，此人知道戈托夫奇茨与事务所签订了调查其丈夫交往圈的合约；或是某个有关者凑巧是个大笨蛋，他感到有人盯梢，惊慌了，于是，开始调查，是谁以及为什么，在他身后窥伺着他。于是，为了弄清这件事，还是得同‘格兰特’打交道。可以把这位知情人引出来，然后，盯他的‘梢’。了解一下他在‘格兰特’究竟是干什么的。但要了解与事务所订约的顾主的姓名，就只能找内部人员，找‘格兰特’里的人，您看呢？”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又不是小孩子，”戈尔杰耶夫阴郁地说，“你还有什么方案？”
“尤拉·科罗特科夫善于和议员们打交道，让他本人向您报告吧。我今天还没见到过他。”
“列斯尼科夫今天在于啥，我能知道吗？”
娜斯佳知道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今天几乎什么工作都不干，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生病的孩子身上了，所以，想找一个最圆滑的借口，可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等她回话，便走到窗前，一声不吭，又把眼镜框塞进嘴里咬。
“必须干点什么，娜斯佳，”他最后终于说道，“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是哪方面的？”
“你是怎么想的？一桩电视工作者被杀案尚未破获，又出现了议员的尸体，这两件事都不值一提，应当彻底忘掉吗？明天，理事会要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些记者和我们的上司，又该唧唧喳喳地碍我们的事儿了，说我们办事不力。你自己也知道，对我们自己的上司，我倒并不怎么担心，可要知道他们没准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呀。必须准备好哪怕一个说法，可这说法就是找不到。我不想责备你，可要知道，对电视你根本就无可奈何。”
“我来不及，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暗自承认他说得对，幽怨地说道。
“大家全都来不及，”上校严厉地说，“可大家还都在干。你也要加把劲儿才成。可不要让我为难。”
“为什么让你为难？”她没明白。
“因为我看出，只要你在梅尔尼科夫手下工作，就不大自在。我不想推卸我的过失。当然，我可以安慰你的是，这对事业是很必要的，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合理，但你为此付出的太多。我的过错是这是我允许了的，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可我不能总是一味对你宽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再心不在焉的了，该好好干活儿了。我的话听见了吗，娜斯塔霞？”
“听见了。”娜斯佳低声道，“我会干好的。”
她感到害羞，害羞得很。科洛布克说得对，她不可原谅地放松自己了，变得委靡不振，慢慢腾腾，总是在寻找各种借口，以便能不和任何人交往，看不见任何人。或许她该看看医生去了？显然，在这件事后她的神经出问题了。医生，她极有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分析医师。归根结底，为什么就不呢？这既有益又使人愉悦呀。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让我做做戈托夫奇茨丈夫的工作吧。”
上校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她。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他给人的印象是丢了魂。很为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而担心。他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把这当做是行将发疯的征兆。”
“那以后呢？你是不是认为，他就是在发疯状态下杀死妻子的？”
“不全是这样。精神病患者通常不会怀疑自己的健康。假使一个人开始怀疑，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他没病。但戈托夫奇茨也完全有可能杀死妻子，而此刻又在为把不可调和的事搀和在一块儿而准备充分的理由。别人谁都不可能，而他却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伪装精神失常者。他完全有可能极为内行地做这件事，而不必等到逮捕，等到对他进行嗣后的法庭心理检测时，而是从一开头，即从我和列斯尼科夫开始介入时起，就装疯的。”
“那么私家侦探所呢？留待以后？”
“那倒不必，我们来同时做这两件事吧。如果丈夫是因为妻子开始调查他的第二重生活而把她给杀死的，那么，这就可以纳入同一类案件中去。可如果他杀死她与她的侦探活动完全无关的话，那么，无论如何这事反正也得调查清楚的。当然啦，这样一来，花在‘格兰特’事务所上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可不这样又不行，你说是吧？以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种工作，百分之九十五都不会有结果的。”
“你的兴奋是不是有点儿病态，”戈尔杰耶夫不满地嘟囔道，“一会儿抱怨来不及调查电视人被杀案，一会儿又说要同时调查戈托夫齐茨和私家侦探。玩得转吗？”
“不，”娜斯佳实实在在地笑了，说，“伊戈尔从一开始就对我说，他不喜欢戈托夫齐茨，而我却认为这不重要，我如今越来越认为我同样也不喜欢这个心理医生了。”
“不管喜不喜欢……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吗？”
“知道。‘睡吧，我的小美人儿’。”娜斯佳引用民间口头文学道。
“是呀，”戈尔杰耶夫疾步在办公室来回踱起步来，然后，停在长写字台前坐着以便讨论的娜斯佳面前，浑圆的大肚子直冲着她，“现在我全明白了。你总是臆想出各种各样的小寓言，以便能调查电视人案。当然，探索戈托夫齐茨的内心，要比调查在电视演播室工作的财经机制愉快得多。我像父亲一般温柔地爱着你，但一切都有个限度。对你那位心理医师，你想怎么办都可以，但对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得有个了结了。明白吗？”
“明白，”娜斯佳叹口气道，“看起来，这件凶杀案我是躲不开了。”
“正是这样，”戈尔杰耶夫肯定道，“休想躲开。”
“让我再次回到我们的计划上来。您确信谋杀是必要的？”
“绝对必要。我对此一天比一天更确信。这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这却引起了警察局对我们这个对象的注意。您就不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