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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当时冷战格局的影响，《珊瑚岛上的死光》以超级大国间谍为反面角色，描写了他们与科学家之间争夺“原子电池”和“激光掘进机”的惊险故事。其中，专注科学、不理世事以至受人利用的“马太博士”这个形象，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富有代表性。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科幻电影，于1980年上演。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部科幻电影之一。
后来，童恩正又发表了《雪山魔笛》、《遥远的爱》、《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等科幻小说。童恩正于八十年代末赴美，1997年4月21日在匹兹堡去世。
1979年，刘兴诗发表了一篇很有特色的科幻小说《美洲来的哥伦布》。该作品与《珊瑚岛上的死光》并列为当时“硬科幻”与“软科幻”两个流派的代表作。在这篇以严谨的考古学为背景的科幻小说里，四千年前印弟安人是否凭借独木舟从美洲驶到欧洲成为待解之谜。苏格兰青年威利为了印证这一科学假说，在无任何现代化设备可以籍凭的条件下，独自一人架独木舟横渡大西洋。在他身上高度体现了科学的牺牲精神。威利与狂风、恶浪、鲨鱼殊死拼争，支撑他的动力既不是寻求财富，也不是如《老人与海》那样要证明人的潜能和毅力。这种纯粹的求知探险精神，极少见诸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学作品，殊为可贵。而且，本篇还反讽了白人至上主义，在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香港引起过轰动。
刘兴诗拥有自己的创作理念和独特风格。他坚持在小说里表达科学精神，喜欢朴素无华的“近距离”的科幻小说，以回归现实，面向本土为追求。对于西方科幻以遥远的外空、未来为背景的主流风格并不苟同。这些理念触及到了科幻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深远问题。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刘兴诗创作了《雾中山传奇》、《柳江人之谜》、《悲歌》等科幻小说。这些作品极富个人特色。如今，年过七旬的刘兴诗笔耕不缀，仍然活跃在科幻创作的第一线。
肖建亨是来自江苏的科幻作者，1930年出生于苏州，五十年代创作了《炫异的机器狗》、《铁鼻子的秘密》等科幻小说。其中，《布克的奇遇》是当时的科幻代表作之一。七十年代末，肖建亨重新执笔，创作了大量短篇科幻小说。
肖建亨的视野开阔，思路巧妙。《沙洛姆教授的迷误》颇能反映他作品的特色。某西方国家的企业家赫伯特根据科学家沙洛姆的研究，制造了惟妙惟肖的类人机器人。但在社会上，工会和宗教人士都大力反对类人机器人的出现。所以他不敢冒然把它们推向市场。于是便搞了一个复杂的宣传策划：制造一对男女机器人，让他们假扮夫妻。再从社会上寻找一个流浪儿，让他们收养。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前提下，这两个机器人要把从小偷堆里挑出来、满身不良习惯的流浪儿改造成绅士和艺术家。当这个孩子能够向公众展示音乐才能时，赫伯特将真相公之于众，以使大家在道德上、感情上接受机器人。但在表演前夕，流浪儿突然不辞而别。因为他忘不掉自己的人类母亲。
在《水下猎人的故事》中，作者表面上是描写水下狩猎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却是写代沟问题：三十多岁的“我”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显得保守，古板。而“我”六十多岁的领导却能够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所以，年纪并不是形成代沟的主要原因。肖建亨这些立意，超越了科幻小说单纯技术构想的局限性。
当时，中国社会刚刚开放。小说家描写西方社会，多有模式化、套路化的习惯。而肖建亨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他对西方世界较深入，较客观的了解。企业界、科学界、政界、宗教界都是什么情形，相互关系怎样。作者能够把握到这些细节。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3）
第三节：其他主要作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批有实力的科幻作家。金涛便是此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新作者。金涛于1940年出生于安徽，后到《光明日报》当记者。在郑文光等前辈的鼓励下，金涛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月光岛》，并且与王逢振一同主编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译文集《魔鬼三角与UFO》，及前苏联科幻小说集《在我消失的日子里》。
金涛在科幻小说的创作、编辑、评论、宣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的《台风行动》是那时不多的长篇科幻小说代表作之一。直到九十年代，金涛于百忙当中仍然坚持科幻创作。如今，金涛担任着科幻文学界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职务。
宋宜昌也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他深暗军事科技。曾经创作过《北极光下的幽灵》。该作品几乎是中国最早的“高科技惊险小说”。宋宜昌创作有长篇科幻《V的贬值》、《祸匣打开之后》。在《V的贬值》里，宋宜昌表现出文学技巧上的趣旨，可惜未能把握住科幻小说的特色，细腻的文学描写游离于情节之外。而《祸匣打开之后》则是相当纯粹和优秀的科幻作品。这部长篇讲述了类似《天煞》的故事：两世纪后，外星人的胚胎在南极下面的基地里复苏、蕴育，开始向人类进攻。世界各种族、各国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敌。小说情节宏大、描写细腻，堪称当时的科幻佳作。
后来以童话见长的郑渊洁，在当时也开始科幻创作。并成为小有影响的科幻作家。他创作了《活车》、《杀人蚁》、《震惊世界的紫薇岛暴动》、《黄金梦》等短篇科幻。郑渊洁在科幻题材方面没有什么创举，但他的表现手法颇为独道。由于他的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郑渊洁科幻简洁明快，节奏迅速。在《黄金梦》中，郑渊洁把两个国家争夺外星金矿的故事，用近于“无厘头”的语言表现出来，充分表现了他的语言功夫。后来，当郑渊洁转向童话创作时，故事情节多有高科技内涵，而不再是田园牧歌般的农业时代童话。这或多或少是受他早期从事科幻创作的影响。
除上述这些作家外，这一时期的主要科幻作家还有宋宜昌、程嘉梓、王晓达、魏雅华、王亚法、谭楷、孟伟哉、王亚平、贾万超等，总计达一百余位。这一时代的代表作除上述外，还有长篇《金明戈亮科学探案》、《古星图之谜》、《耶稣的光环》等等，以及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这个数量和当时发表的主流文学作品虽然无法相比，但影响之大却超过这个比例。当时，仅由叶永烈各种科幻作品改编的连环画，累计发行总量就超过一千万册。除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外，还出现过《绿色克隆马》等大批科幻广播剧，以及《隐身人》、《最后一个癌症死者》、《X—3案件》等科幻电视剧。它们曾经反复播映，多种媒体都在扩大科幻艺术的影响力。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4）
第四节：急刹车
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默默无闻，于是也引来了诸多批判和打击。这些冲击并不来自于文学界，而是来自科学界和科普作者阵营。这似乎是科幻文学特有的“待遇”。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这本来是个人观点，但钱学森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地位，使得这一言论的杀伤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出于对“艺术真实”这个基本文学规律的无知，这些批判大多围绕着小说中科学虚构是否成立来进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遗传”、“恐龙是否可以复活”、“克隆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结构”，等等。迫于压力，科幻作家们进行反驳，但由于被局限在科普话语的氛围里，作家们只能远离文学，逐条去辩驳这些虚构的合理性。
后来，这一争论更是发展成为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既它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科幻创作体制中从五十年代便包含的隐患在这时充分暴发出来。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