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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书稿找出来，丢在我面前，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 “你觉得你写的东西经得起推敲吗？你想过没有，当时那种情况下，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他为了抓老鬼能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就算李宁玉通过以死作证，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为什么？没时间！晚上就要去抓人，谁有心思来管这事？不就是一具尸体嘛，放一天有什么要紧的？何况你自己也写了，肥原还搜查了她的尸体，干吗要搜查？就是不相信，起码是不完全相信。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送尸体出去？难道不送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
“这……”我小心翼翼地说， “通过检查，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
“然后就信任了？”老人家一阵冷笑， “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肚子里，子宫里，哪里不能藏？如果要彻底检查就必须开膛破肚，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完！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力，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送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是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把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李宁玉的同志只要一见她的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和了解的世界。但正如老人家所言：我所了解的其实还没有被蒙蔽的多……现在，我决定重新写这个故事，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不尊重历史。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
青藤，紫竹，鸟语；
老人，暮年，世外。
眼前的一切是我诚惶诚恐地走进老人家乡下别墅的第一印象。院落不大，但清风雅静，花香鸟语，听不见市声，闻不见俗气，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味。一栋三层小楼，红砖黛瓦，青藤攀援，紫竹环绕，少了几分钢筋水泥的联想。客厅的布置中西合一，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式的沙发、躺椅，又有纯中式的神龛、案台，香火袅袅，供奉着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尽管一见面老人脸上依然残留着昨日的愠容，但我发现精致的藤桌上已经摆好了紫陶茶具，由此我明白老人已准备接受我的采访。我心里暗自窃喜，但决不溢于言表。我深感低调也是一种厚重，只不过这种厚重与老人家显阔的厚重不一样，她是参与者、经历者、拥有者，而我是挖掘者、守望者。我要把我的厚重放在心里，藏在脑中，所以不卑不亢成为我上访权贵英豪、下走百姓人家的一种常态。特别是这次长途奔袭来到台湾岛，执著领着我去解开半个世纪前的秘中秘，这远行本身就意味着拙作鬼使神差地出现了新的精彩和看点。冥冥中，我感谢我的执著，新的秘密正在我的企盼中催促我去破解。 当保姆将沏好的铁观音倒入茶杯后，那缕缕、阵阵轻清的飘香，正带着我和老人飘回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惊心动魄的往事中。
＇奇＇很明显，老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和准备来应对我的采访的。她穿一套淡蓝色婆婆衫，飘逸而有质感，一只鸡血玉的手镯悄然地透出她的高贵和富有，白皙的皮肤密布着无法掩饰的老年斑。尽管萎缩的嘴唇涂抹了淡红色的唇膏，像在努力地守护多年的秘密，但此时此刻，我总觉得像走进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老年的场景：她们的眼神里都暗含着一种
＇书＇逝去的时光，和一种世纪老人特有的闪烁不定的秘密和迷茫。
＇网＇“老人家，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
我直奔主题。
“你应该问我，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 ”老人反驳我。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伪军！ ”
“您是李宁玉的同志？”
“那要看怎么说，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
我恍然大悟： “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 “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
老人家抬起头，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相框——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 “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
我问： “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
那是 1939 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父亲手上的异域雪茄与其说是烟，倒不如说是大老板的排场、道具和风度，但从他锁紧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毫不犹疑地作出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可以用相当不愉快来形容，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时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
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 “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 “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的谈话。 ”
顾小梦把象征性地擦了汗，把毛巾还给宋妈： “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 “一个多钟头了。 ”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队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开怀爽朗的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