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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伊万·伊万诺维奇·柯尔镇金介绍福金和领袖认识。在他们认识之前想必进行过谈话，因为领袖微微握住谢苗·彼得罗维奇的手，仔细地瞧瞧他的眼睛，面露笑容地说：
“在我们这次简单的午宴上看见自己的对手十分高兴，叶夫兰皮·杜波夫身体好吗？”
“谢谢，他说没有病。”
“选票不够么？没关系，让他忍受，年轻人，前途无量。柯利亚·阿连托夫还没有和尤里·卡尔洛维奇的女儿结婚吗？”
“这些年轻人不太坚定，都想去娱乐一阵。”福金说句笑话敷衍过去。
“啊，你知道，这样的婚姻不是去户籍登记处和教堂里闲逛。”领袖轻快地改称“你”，“这个类似于签订国际条约。告诉尼古拉，叫他别装蒜，使问题白热化。叫他在最近几天之内来找我，有话要说啦。”
“我一定转告，”福金耸一耸肩膀，“不过，叶夫兰皮尽管有个可笑的名字，而且不走运，但他却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尼古拉也未必能够影响他。”
“我要在我的政府里给他选择一个适当的职务，让我们讨论一下，就这样转告。”
“很好，”福金行一鞠躬礼，想了一阵子，如果不是他，一个无人知晓的中校，而光是这个低能儿，那么他能拥有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小撮在杜马中吵吵嚷嚷的代表，因为在选举失败时，这些大老鼠照例会从沉没的海船上仓皇溃逃。
柯尔镇金挽住福金的胳膊，低声地说起话来：
“他无疑地喜欢你，人人都看见他和你谈了很久的话。”
是的，只要福金一个人留下来，就有一些陌生人开始向他跟前走来，装满香槟酒跟他碰杯并自我介绍一番，说着各种各样的鄙俗话。有个健壮的男子汉握住他的臂时，喷出一股酒气，低声地说：“别吭声！”
午宴后福金没有回家去，而是到办事处去了。当谢尔盖·巴图林胆怯地敲敲门并在门槛上出现的时候，福金在自己简陋的书斋里换好了衣裳。
“您好，谢苗·彼得罗维奇，宴会举行得怎样？”
“你好，谢达加，宴会正常地举行，我几乎被接受加入他们的党，可是我手边没有空白的表格。你给这个老领袖奥尔洛夫打过电话吗？”
“为什么？送来一个小伙子，一切都正常。”
“应该挂个电话，说是我们决不食言。他们怎样呢，会把你控制一辈子吗？我们横竖要除掉古罗夫并且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说是权威人士们清算民警机关的优秀军官们，一名退休者对我们无能为力。他有接近土匪的间谍通路，而我也有这种途径。我们去议论议论，说射击手来自别的集团，他们相互之间议论纷坛，哪有工夫去对付我和你。”
“谢苗·彼得罗维奇，您说过我对你有用，吩咐我等候。”他和上级打交道时经常把“你”和“您”混淆在一起。
“咱们乘汽车到墓地去吧，我让你看看那座小小的坟墓，大约过十天后你可在坟墓下面拿走那口装满巴克斯的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有人会给你挂电话的。”
“墓地，小坟墓，在市中心相会更简单，就在人群中交换手提箱，”巴图林冒险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好把东西带到家里去，但是中间人就住在墓地附近，他不愿进城。为了这个他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他们乘坐的不是福金那部“梅尔谢杰斯”牌子的豪华型小轿车，而是警卫员的那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巴图林明白，福金不想故意惹人注意这次旅行。米廷墓地紧靠着科利策瓦雅（环形路）大街，看来那一带都在莫斯科注册。过了七个多小时，住别墅的基本群众都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去了，最后那些工商界的货车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甚至是深夜总是沿着这条公路驶行。
他们把汽车停在墓地的大门附近，买到了某种树苗和带有土块的鲜花，流露出哀痛的面容，彬彬有礼地走进墓地。任何一座墓地，甚至连那种没有悠久历史、没有大理石的豪华墓碑和绿荫如盖的小径的墓地，横竖会对正常人有镇静作用，并向他提示，说是：你也无法摆脱这个归宿的所在。
“请你记住这条路，”福金行走时说道，“紧靠尽头的左边第一座，”他几乎走在最前面。
警卫员司机不知为什么往那儿冲去，但是福金没有拦阻他，这件事和巴图林无关。他们走着，走着，走了很久，遇见的人们越来越稀少，整条林荫路不久就空无行人。对访问者，主要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来说，薄暮已经来到了。
“你看见那株树吗？”福金指了指巴图林不熟悉的那种枝叶繁茂的大树，“那是方向标。在它后面大约五步远的地方。”
他走到竖有洋铁十字架和小木牌的小坟墓跟前，小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某个雅可夫·雅姆什科夫的姓名。福金环顾四周，跪了下来，给自己画个十字，用那准备好的棍子挖了一下土，说道：
“你仔细看看。”
巴图林在他旁边蹲下来，也给自己画个十字。他没有听清很像掌声的枪声，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脑勺。巴图林侧着身子倒下了，第二颗子弹打穿了太阳穴，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条理或次序。
福金站立起来，甚至不睁眼瞧瞧站在他近旁的助手，他环顾四周，抖了抖裤子。
警卫员凶手仔细地擦净手枪，把它塞在尸体下面。谁也不准备假装自杀了。
他们沿着另一条路回去，谈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只是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上坐下来时，福金才说：
“你的婆娘还在睡觉呢？”
“我相信，”凶手回答，“她在喝完三杯以后会把电话切断四个来钟头。”
“你喝吧，在旁边躺下，让她第一个起床，叫你喝一点解醒酒。这个她能够记牢。虽然我不以为有人会来打扰你，但是要以防万一。”
回到莫斯科以后，福金又换上晚礼服，向饭馆走去，然后到俱乐部去，在那里大家认识他，约摸有十人能够证实他的任何供词。
古罗夫拿定了主意，他的任务是不避开杀手，不杀死他，而要活捉他。想必他几乎一无所知，定货已由第三个中间人送来。但是密探坚信不疑的是：捉拿杀手，在心理上是一次强烈的打击。福金相信，这个人一无所知，但在任何信念中存在着小小的裂痕。而突然……不应该知道，不可能知道。而突然……
就在这时候密探脑海中出现了那种狂妄而愚蠢的想法：如果假装成他，古罗夫上校，为什么还要杀死他呢？就像车轮子那样，用旧了，没有一个职业家眼下会确认这一事实，眼下会深信不疑。古罗夫会不会入殓，会不会被人埋葬呢？这真是对几十个朋友和几百个同事的嘲笑，他们决不会原谅他这一点。侦探的计谋是一回事，而圣物却是另一种概念。可是车轮子无论怎样旧，直至今日它还在转动，还在运输土豆、白菜、西瓜和甜瓜。厚颜无耻的粗鲁的手段也是一种手段，它要求肇事人负责。
古罗夫拿定主意，但是怎样假装呢，对于这件事我们要加以考虑，而杀手必须查明并且把他抓起来。在捉拿期间传奇式的密探必将“遇难”。这有点儿像演戏，数以千计的人们经常去看戏，在这个所在，说实在的，人们又哭又笑，情不自禁。聪明人晓得，这是一柄木匕首，而观众反正会怜悯被刺的人，人所共知，眼看就要闭幕了。小伙子用凡士林擦去脸部的油彩，走去喝茶，也许是大口大口地喝酒。但是要知道，演得很自然，简直令人高兴极了。
必须上演这样自然的戏剧，让福金号啕大哭。叫他潜意识地知道，手枪射出空子弹，但由于疼痛，心都要碎了。而且他想更快地杀死这个密探。
人所共知，每次上演之前，先从存衣室里走出来，在开始演一幕闹剧之前，必须捕获主要执行者，即指杀手。
几辆小汽车只能沿着公路驶近别墅。如果牺牲品经过侧门走出来，非穿越那五至十米左右的开阔的空地不可。对一名优秀狙击兵来说，从七十至八十米的距离射击一个人，无异于一名优秀足球运动员从十一米的距离把足球射进那忘记布置守门员的球门。
古罗夫在窗户近旁给自己布置好一个舒适的野兽隐藏处，他拉开窗帘，把一朵鲜花放在窗台上，带着景色望远镜在这里安顿下来。密探明确地知道，有个狙击手待在隔一条马路的砖砌的棺材中。总有一天这些庞然大物会变成房屋，也许有人会把房屋摧毁，将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