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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朱元璋起义、灭元到登基称帝的功臣刘基，在明初的朝野中也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谋臣。他聪明过人，能谋善断，朱元璋常把他与汉初张良相比，称之为“吾子房也”。当然，刘基的聪明还在于当朱元璋以他之谋与张良相比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像张良一样隐退了。可是刘基此时年富力强，愿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继续有所作为，不想半途而废。对此，朱元璋却不耐烦了。有一年天逢大旱，朱元璋令刘基负责祈雨。刘基上书讲了当时朝中的一些弊政，认为这是天久不雨的原因。朱元璋照他的意思做了，但仍未下雨。百官趁机指责，朱元璋也责难不休。刘基明白，此时他已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便趁机告退，回乡赋闲了。朱元璋想到刘基人还不老，在家乡仍有号召力，并且手下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子弟兵，离开朝廷监视会更加危险，便又把刘基召回朝廷，追封其祖辈爵位。刘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用意，所以当给他本人加爵时，他坚决地辞却了。直到六十多岁时，刘基眼昏齿落，俨然一颓衰老翁，朱元璋才允许刘基回到老家去。从此，刘基蛰居深山，潜形息影，断绝与官府的一切来往，惟以饮酒下棋为乐，从不对人讲起他的经历和功劳。家乡的县令几次拜访都被挡驾，表示他只是一介山民，甘愿永远与世隔绝。
明初的另一功臣李善长却不如刘基聪明，他不肯老老实实地隐退，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协助朱元璋起兵打天下，连朱元璋登基时的具体准备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据说他曾亲自书写“天下太平，皇帝万岁”8个大字，作为登基仪仗队的旗帜，并率文武百官劝进。朱元璋封功臣时把李善长名列第一，他也由此成为明朝的第一任丞相。但朱元璋皇位一坐下就对李善长不放心起来，并开始物色新的丞相人选了。他借李善长与另一权臣杨宪闹矛盾，朱元璋先是处死了杨宪，随后又令李善长辞职。李善长只好以养病为借口回到凤阳老家。但李善长辅助朱元璋打天下几十年，只落得赐田1500亩、佃户1500家的可怜实惠，实在于心不甘，他一直图谋东山再起。当朱元璋回凤阳扫墓时，他鞍前马后奔波，朱元璋明白他的用意，便让他负责营建中都凤阳事宜，并把大女儿临安公主也下嫁给李善长之子。本来事到如今，李善长也该安心或死心了，政治的弹性有时非常大，有时却又毫无回旋的余地，李善长却没看到这一点。他还是不死心，还希望在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土木工程监督员的位子上能再进一步，再升一阶。其结果是非但没能如愿，他的积极表现反倒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此时朱元璋已到晚年，许多想法都比年轻时复杂，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为儿孙清除掉他死后可能发生的隐患，屡兴大狱、诛杀勋臣是其集中表现。结果在处理丞相胡惟庸一案中，没头没脑地顺便也把李善长给连带进去了，最后来了个满门抄斩。事到临头，李善长方才有所醒悟。自古伴君如伴虎，退隐之人本当安心赋闲，以保善终，自己由于想法太多，反倒因此找了个大苦头吃。
出处行藏的揣摩：4。不合作主义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者。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不合作主义者。
东晋的陶渊明是在几上几下之后才决定做隐士的。他出身于豪门士族，走着与此种家庭出生的人大体相同的读书、九品举士、做官的道路。他年轻时即胸怀大志，希望能有朝一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建立丰功伟业。但此时陶家日趋衰落，陶渊明无依无靠，迟迟得不到入仕机会，直到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尽管这个职位对初入仕者来说已不算太低，但陶渊明天生刚直耿介，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对官场上的种种禁忌规矩难以忍受；同僚们尔虞我诈，谄上欺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样的泥潭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连洁身自好都难以做到，与其和这样的人周旋，不如回家躬耕田园。没多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了。过了几年，见桓玄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士人纷纷归附，陶氏也随之投其帐下当了幕僚，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可桓玄是个野心家，以讨逆为名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这使陶渊明深感失望。第二年，正逢母亲去世，陶渊明便趁机辞职回乡了。陶渊明虽然归耕田园，但内心深处仍涌动着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热流，仍然渴望功业芳名，想再找机会一试身手。不久，东晋局势再度变化，刘裕讨伐桓玄，恢复晋室，陶渊明以为晋室由此可获中兴，便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发现刘裕与桓玄不过是一丘之貉，便又离开刘裕，到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不久，又当了彭泽县令。当年冬天，州里派人来彭泽巡查政务，陶渊明身为县令，当亲自迎接。他本来讨厌这些殃民之徒，便穿便服去应酬，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官场规矩，赶忙提醒他“当束带见之”。陶渊明实在不愿屈就逢迎，便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直到这时，他才对官场认识清楚，对仕途和抱负也看淡了，绝望了。客观地讲，陶渊明是很聪明的，但又有些书生气，所以总想入仕有所作为；只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认清了官场的本质，抱定了不合作的超然态废，发出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后怎么做总算明白了，从此做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大自然中的自由人。
王夫之在明朝末年战乱中曾募集义师保卫家乡，抵抗清军。不久义军被打散，王夫之也亡命他乡，后来到南明政权中做了个幕僚。南明小朝廷力量单薄，朝政昏暗，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仍不忘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使王夫之非常失望。王夫之与朝中敢于直言陈谏的袁彭年等五人友好，遭到奸臣排挤诬陷，结果不到半年，王夫之便只好离开了。当时清廷广招亡明遗民，特别是有学问的名士。王夫之刚届而立之年，却以亡明遗民、汉学家自居，不肯与清廷合作，便下定决心去做隐士。在此后的40年间，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授徒为业，并在荆榛草泽之中研究学问，完成十余种专著。甚至连他教授的学生也大都不愿与清王朝合作，不肯出仕，与王夫之一样终身耕读于乡间。
还有一个傅山，此人在明朝亡后也以亡明遗民自居，常穿一件红色道袍，自称“朱衣道人”。不久因参加秘密反清组织而被捕，侥幸获释后，他曾游学东南，想浮海投奔抗清的郑成功，终未如愿。这时，傅山也深知复明无望，便在山西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康熙时为了笼络汉族学者，改变高压政策，准备特设博学鸿辞科考试，以怀柔高傲不合作的亡明学者。康熙得知傅山的名望和学问，指名要他入京应试。当时傅山已74岁，以病坚辞，不能获允，被县令派役夫抬着送往京师。到距京师30里的地方，傅山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只好在崇文门外圆觉寺住下来。一个月后，傅山仍然称病不肯进京，康熙便下旨免试录用，赐官内阁中书。按惯例，授官后接受者应当磕头谢恩，但傅山称病不肯下床，又被抬着去了午门。傅山见了紫禁城，老泪纵横，扑地大哭。康熙无奈，只好下令将傅山放归还乡。
在各种各样的退隐者中，急流勇退为最优选择方案，抱负不得实现而中途退隐者次之，而被赶出去才做隐士的，其境界就等而下之了，更别说像李善长那样被赶出之后仍不甘心，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那就是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了。至于持不合作主义的陶渊明，在几上几下后才认清了官场原来如此，做起了隐士，则是善于总结经验，调整人生航向的一类，这在出处行藏的政治漩涡中，仍不失为清醒的智者。
奸也有术：1。钻营也需抓机遇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有人还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或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因此只能被后人斥之为邪术、奸才。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