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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一般说来,进是为争取更大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向有“功高震主”的说法。春秋时的范蠡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是越国大夫,是越王勾践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帮助勾践在越国几乎被吴国灭亡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把越国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应该说,范蠡在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却辞官不做,悠然混迹商贾,经商发财去了。范蠡显然是一个成功的隐退者。
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则恰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韩信协助刘邦打天下,真可谓功高盖世,正因为如此,韩信成为刘汉王朝中少数几个异姓诸侯王之一。按照范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干脆万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韩信在被封为王后仍握有兵权,朝中军政大事也总要参与意见,甚至还以大汉功臣、老臣自居,时不时闹些情绪,结果最终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抓起来杀了。直到被押赴刑场时,韩信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明白得太晚了。
说到韩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汉初另外两位与韩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萧何和张良。萧、张二人是刘邦从起兵到当皇帝整个奋斗过程中的谋士功臣,刘邦建汉后又先后担任汉朝相国。与范蠡不同,萧何、张良功成之后并没有彻底退隐;但他们又不像韩信,完全不懂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即以退隐方式来对待为官。在萧何、张良看来,自己的功高盖世,正是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虽身在其位,但都不断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从而平安地度过了一生。比如刘邦对萧何,他一面给萧何加官赐赏,一面又经常派人打探萧何在干什么。敏感的萧何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他不对刘邦作任何解释和表白,而是以故意自污的方式来解除刘邦的顾虑。例如他有一次在刘邦外出时故意强买民田民宅,结果刘邦回京城后接到许多告发萧何的信件。萧何作出此等不入流的事来,是有意向刘邦表白自己胸无大志,只不过是个贪财的庸人。刘邦对此却暗暗高兴,于是慢慢对萧何也就放心下来了。
张良在西汉立国后仍要常常参与政务,为刘邦出谋划策,朝廷论功行赏时,刘邦因张良功高,就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明白这里面的文章,坚持只要一万户,把另外两万户退还给朝廷。当然,三万户与一万户之间的差别对于朝廷来说也并不大,但只接受一万户食邑所表明的却是张良的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则完全是为了让刘邦放心。不仅如此,在选择封地时,张良要求封在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对此,刘邦很是高兴,封张良为留侯。到晚年,张良目睹韩信、彭越等功臣的悲惨结局,联想到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深深懂得了“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便向刘邦辞官告退了。退隐后,张良崇信黄老之学,专心修道养精,静居行气,希望轻身成仙。后来还是吕后劝他不要自苦,张良才重食人间烟火,但从此全不参与朝政。张良、萧何由此得以善终,并一直得到刘邦和吕后的关照,与韩信等人相比,萧、张二人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并且也真称得上是绝顶聪明之人了。
出处行藏的揣摩:2。知难而退
见目的已无法实现,不再作无谓的挣扎和牺牲,便知难而退了。这是另一种人的做法。
郭泰是东汉名士,志向高远,交结名流,研习学问,议论朝政,组织和领导了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企图清除朝中积弊。但郭泰自己并不当官,只是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与朝中的李膺等人巧妙配合。不久,“党锢之祸”兴起,李膺入狱,郭泰也遭到通缉。事后他回到山西老家,以授徒为业,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再议论朝政得失。这时郭泰还不到40岁,便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当学生和朋友劝他复出时,他已经对东汉政权不抱希望了,他说自己不想去“冒冲风而乘奔波”,只想修身养性,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郭泰的聪明就在于他决不意气用事,明知无望而硬作最后悲壮的一搏。
唐朝的孟浩然,早年就显示出超人的才华,且名传京师,他很想到政坛上去一展身手。他与王维友好,王维在内署值班时约孟浩然入内闲谈,恰遇玄宗驾临。玄宗久闻孟浩然之名,当下便让孟浩然朗诵自己的诗作。不料,诗中有“不才明主弃”一句,惹怒了玄宗,玄宗以为孟浩然是在讽刺他不分贤愚,埋没人才,孟浩然不但没得到什么官做,还惹怒了天颜。孟浩然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一下仕途更加无望了,“当路谁想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于是告别友人,离开长安,回到故乡过起了隐居生活。此后,孟浩然由儒而道,在山水田园诗意中倾诉痛苦,消磨时光,抒发“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的感叹去了。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出处行藏的揣摩:3。顺坡下驴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者,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历史上有些人的隐退就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迫于形势的结果。这主要是某些开国勋臣,他们打天下时建有奇功伟业,一旦天下坐定,皇帝担心其威高过主,彼此关系日后难处,对方又不是反敌,不忍心就此开杀戒,便设法令其交权让位。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也识趣,找个理由让出权力,达到君臣之间的某种默契,从而避免身陷囹圄或人头落地的悲剧结局。这类人虽算不得十分聪慧,但知其不可而不为,也算得几分机灵。
北宋开国勋臣石守信在北周时与赵匡胤同掌禁军,彼此视为兄弟,陈桥兵变时,石守信是主要策划人,拥戴赵匡胤登基,他更是态度积极,出过大力。此后,宋王朝面临李筠、李重进叛乱,又是石守信成功地领导了平叛,并因此任同平章事(宰相),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独掌北宋军政大权。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石守信有图谋不轨之举,但作为皇帝的赵匡胤仍对他放心不下,于是便在自己称帝的第二年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一次,赵匡胤请石守信喝酒,两人杯来盏去对饮正欢时,赵匡胤趁着半醒半醉,突然对石守信大发做皇帝难的牢骚,说:“将军,你有所不知,这当皇帝实在太难了,我没有一个晚上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明过。这哪有当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一听这话,不知就里,忙问其故。赵匡胤说:“你想想看,这天下人想做皇帝的太多了!”此时,守信还没有明白赵天子话中的话,误以为皇帝发现有人谋反,就说:“哪个敢对皇上存有二心,我一定协助陛下诛灭他。”赵匡胤听石守信这么说,便微微一笑,话锋一转,说:“比如说你吧,你本人虽然没有异心,如果你手下的人想升官发财,想荣华富贵,他要把黄袍硬加到你身上,你不也得乖乖当皇帝吗?”经赵匡胤这么一说,石守信才如梦初醒,原来他赵匡胤心里放不下的正是自己。这种情况在赵匡胤与石守信喝酒之前,石守信是绝没想到的,这突然而来的问题让本没有思想准备的石守信必须马上作出回答。于是石守信便问赵匡胤:“陛下看这情况该如何做好呢?”赵匡胤面露难色又显得十分豁达地说:“人的一生真像古人说的如白驹之过隙,稍纵即逝。朕以为像将军这样的人不如多积钱财,广置田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实实在在的财产。你本人则放弃兵权,到封地去,每天以歌舞美酒为伴,以此享尽天年。另外,朕决定与你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相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第二天,石守信便称疾告退,交回朝中兵权,当了个挂名的天平节度使。
辅佐朱元璋起义、灭元到登基称帝的功臣刘基,在明初的朝野中也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谋臣。他聪明过人,能谋善断,朱元璋常把他与汉初张良相比,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