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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感到悲伤，我只是感到难过。
难过和悲伤是不同的。
悲伤是失去情人。
难过是失去旅伴，失去一个恩师。当他对我说再见，然后不肯回头再望我的那一剎，我只是感觉他好象在跟我说：
“我可以教你的东西都已经教给你了，你走吧。”
我于是知道是时候分手了。
我毫无理由地爱着另一个人，我彷佛知道他早晚会回来我身边。我祝愿他永远不要悲伤，期望我们能用欢愉来迎接重逢。至于杨弘念，不过是阴差阳错，而在我生命里勾留的人，我无法爱他更多。
飞机起飞了，我要离开威尼斯。
“你以后打算怎样？”良湄问我。
“我写了自荐信去纽约给一位时装设计师卡拉．西蒙，希望能跟他一起工作。我和杨弘念在纽约见过她，她很有才华，早晚会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师。不过，我还没有收到她的回复。”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离开了一个月，家里乱糟糟的。
“如果真的要去纽约，要去多久？”
“说不定的，我看最少也要两、三年。放心，如果你跟熊弼结婚的话，我一定会回来参加你的婚礼。他拿了硕士学位之后打算怎样？”
“他说想留在学校里继续研究。”
“他不是想做科学家吧？”
我真的担心熊弼。良湄已经在社会上打滚三年了，他负责商业诉讼，每天面对的，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世界。熊弼却一直躲在实验室里，不知道外面的变化。
“有时我觉得他是一个拒绝长大的男人。”良湄说。
“长大有什么好呢？长大了，就要面对很多痛苦。”我说。
“你被杨弘念拋弃了，为什么你看来一点也不伤心？”
“我看来不伤心吗？”
“你绝对不像失恋，你真的一点也不爱他。”
我不是没有爱过杨弘念，我只是没法让他在我心里长久地占着最重要的位置。
我把那件柠檬黄色雨衣从皮箱里拿出来放进衣柜。
“你有一件这样的雨衣吗？为什么我没见过？很漂亮！”良湄把雨衣穿在身上。
“我自己缝的。”我说。
雨衣是那年为了让文治在雨中看到我而缝的，我曾经站在他那辆机车旁边痴痴地等他回来。
“我缝一件送给你。”我说。
“我要跟这件一模一样的。”良湄说。
那天，我为良湄缝雨衣时，缝纫机的皮带忽然断了。这部手动缝纫机是爸爸留下的，少说也有二十年历史，虽然功能比不上电子缝纫机，但是我用惯了，反而喜欢。用手和双脚去推动一部缝纫机，那种感觉才像在做衣服，尤其是寒夜里，穿上文治送给我的那双灰色的羊毛袜，来来回回踏在缝纫机的踏板上，彷佛在追寻一段往事。所以，我一直舍不得把它换掉。
会修理这种缝纫机的人已经很少，我到附近的修理店碰运气。
外面下着雨，我穿上雨衣走到街上，跑了好几间修理店，他们都说不懂修理这种古老缝纫机。
最后，我跑到一间五金零件店找找有没有缝纫机用的皮带，如果有的话，说不定可以自己更换。
走到店里，一个熟悉的背影正专心在货架前找钉子。
睽违一年多，那是文治的背影，我站在他后面，不知道是否应该上前跟他相认还是应该离开。外面的雨愈下愈大，相认也不是，走也不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站在他身后，像个傻瓜一样伫立着。我们总是在雨中相逢，不是我们控制雨水，而是雨水控制我们。
“小姐，麻烦你借一借，你阻塞着信道。”店东不客气地惊醒了我。
文治回头，看到了我。
我们又重逢了，相认也不是，走也不是。
“很久不见了。”他先开腔。
“你在买什么？”我问他。
“买几口钉子，家里有一只柜门松脱了。你呢？”
“我那部缝纫机的皮带断了，我看看这里有没有那种皮带。”
“这种地方不会有的，你用的是手动缝纫机吗？”
“是的，算是古董。”我笑说，“无法修理，就得买过一部新的，我已经找了好几个地方。”
“我替你看一看好吗？”
“你会修理缝纫机吗？”我惊讶。
“我家里以前也有一部。”
“你现在有时间吗？”
他笑着点头：“如果伙你愿意冒这个险，不介意我可能弄坏你的古董。”
“反正不能比现在更坏了。”我说。
“你的缝纫机放在哪里？”
“在家里。”
“良湄说你刚从威尼斯回来。”
“已经回来两个星期了。外面正下雨，你有带雨伞吗？”
“我来的时候，只是毛毛雨，不要紧，走吧。”文治首先走出店外。
从威尼斯回来，本打算把房子重新收拾一下，所以杂物都堆成一个小山丘。
“对不起，没有时间收拾。”我把杂物移开。
“看来只有把断开的地方重新缝合。”他走到缝纫机前面仔细地研究。
“这样的话，皮带会短了一截。”
“所以要很费劲才能把皮带放上去，你一个女孩子不够气力的。”
我坐下来，把皮带重新缝合，交给文治。
他花了很大气功把皮带重新安装上去，双手有两道深深的皮带痕。
“你试试。”他说。
我坐在缝纫机前面踩着脚踏，缝纫机动了。
“行了。”我说。
“幸好没有弄坏。”他笑说。
“我倒了一杯茶给你。”我站起来说。
那个用杂物堆成的小山丘刚好塌下来，几本相簿掉在文治脚下，文治替我拾起来。
“对不起。”我说。
“不要紧，我可不可以看看？”
“当然可以。”
我走进厨房为他倒一杯茶。我努力告诉自己，要用很平静的心情来面对在我屋子里的他。
我端着茶出去，文治拿着相簿，怔怔地望着我。
“什么事？”我问他。
“这个是我！”他指着相簿里的一张照片说。
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四岁时在湾仔一个公园里拍摄的。我坐在秋千上，秋千架后面刚好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走上来拾起地上的皮球。
“这个是我！”文治指着照片中那个男孩说。
“是你？”
我仔细看看那个男孩。他蓄一个平头装，穿著一件印有超人图案的汗衫、短裤和一对皮鞋，刚好抬头望着镜头，大概是看到前面有人拍照吧。
他的眼睛、鼻子，愈看愈像文治。
“我也有一张照片，是穿著这身衣服拍的。”文治连忙从皮夹里拿出一帧他儿时与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拍摄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中的他，身上的衣服跟我那张照片中的男孩子一样。
“照片中的背景也是这个公园。”文治兴奋地说。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照片中的他。在一九八三年之前，我们早就见过了。一个拾皮球的男孩，在一个打秋千的女孩身后走过，竟在差不多二十年后重逢。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一直毫无理由地等他回来，他本来就是我的。
“我以前常到这个公园玩。”文治说。
“我也是。”
他望着我，剎那之间，不知说什么好。
候鸟回归，但是一直在这里的人，却另有牵挂，重逢又怎样？我们不可能相拥。
“茶凉了。”我说。
他接过我手上的茶杯。
“有没有去探女朋友？”我故意这样问他。
他果然给我弄得很难堪。
原来他还没有离开她。
“我迟些可能会去纽约工作。”我告诉他。
“要去多久？”
“如果那位设计师肯聘用我的话，要去几年，我正在等她的回复。”
他惆怅地说：“希望你成功。”
“谢谢。”
“我不打扰你了，如果缝纫机再坏，你找我来修理。”他放下茶杯说。
“好的。”我送他出去。
“再见。”
“谢谢。”
我目送他进入电梯，忽然想起外面下着滂沱大雨，连忙走进屋里，拿了一把雨伞追上去。
我跑到大堂，文治已经出去了。
“文治！”我叫住他。
他回头，看到了在雨中赶上来的我，突然使劲地抱着我。
“不要走。”他在我耳边说。
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他的拥抱，我舍不得惊醒他，舍不得不让他抱，可是，他误会了。
“我是拿雨伞来给你的。”我凄然说。
他这时才看到我手上的雨伞，知道自己误会了，立刻放手。
“对不起。”他难堪地说。
“雨很大，拿着。”我把雨伞放在他手上。
“谢谢。”他接过我手上的雨伞。
“我回去了。”我说。
“再见。”他哀哀地说。
“谢谢。”我跑到大厦里，看着他打着雨伞，落寞地走在路上。
“文治！”我再一次跑上去叫他。
他回头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