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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玫瑰为什么是红色的吗？”
“难道是用血染红的吗？”我打趣地说。
“是用夜莺的血染红的。”
“夜莺的血？”
“波斯有一则传说，每当玫瑰花开时，夜莺就开始歌唱，对它倾诉爱意，直至力竭声嘶，痴醉于玫瑰的芳香，随即倒落于玫瑰树枝下。
“当夜莺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为花之女王时，它非常高兴，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飞了过去，就在它靠近玫瑰时，玫瑰的刺刚好刺中它的胸口，鲜红的血将花瓣染成红色。
“如今波斯人仍然相信，每当夜莺彻夜啼叫，就是红玫瑰花开的时候。”他痴痴地望着我。
“夜莺太笨了。”我说。
“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吧，明知会流得一身血，还是挺起胸膛拍翼飞过去。”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是无法明白，他为什么甘心情愿化作那可怜的夜莺。
他轻轻地摩挲我的脸，手停留在我的眼睛上。
“别这样，有刺的。”
“我也不介意流血。我喜欢这样抚摸你的眼睛，我真想知道你的瞳孔里有没有我。”
我忍不住掉下眼泪。
“别哭。”他抱着我。
为什么会是他？
为什么总是他？
难道他才是我厮守终生的人？在时间的洪流里，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光阴里，浮向我生命的，就是他。
在寂寞的纽约，在寂寞的日子里，我再找不到理由拒绝这多情的夜莺。
杨弘念仍旧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再一次相依。他在洛杉矶有一丬以自己名字为名的时装店，每星期他要飞去洛杉矶一次。每个星期，我们要分开两至三天，这样最好，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思念他。
他没有再送我红玫瑰，也许他已忘了自己曾化身夜莺。男人就是这样，得到了，又忘记了如何得到。
九零年十二月平安夜那天，我独个儿在屋里，有人按门铃。
我以为是杨弘念过来找我，站在门外的却是文治。他拿着行李袋，站在我面前，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年没见了，竟然好象昨天才分手。
“是良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的。”他微笑说。
“你刚下机吗？”
他点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我让他进来。
“你为什么会来纽约？”
他傻呼呼的欲言又止。
“你就住在这里？”他环顾我的房子。
“是的，外面很冷。要不要喝杯咖啡什么？”
“谢谢。你习惯纽约的生活吗？”
“我很容易适应一个新地方。”
“我跟曹雪莉分手了。”他突然告诉我。
我愕了一下，为什么他现在才跟她分手？为什么不早一点？
“是谁提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关心这一点。
“是她提出的。”
我很失望，曹雪莉不要他了，他才来找我。
“她爱上了别人吗？”我问他。
“不。她爸爸在地震中死去，她自己也受了伤，也许这种打击令她成熟了不少吧。我到过旧金山探望她一次，我们每个星期都有通电话，大家愈来愈像朋友，也愈来愈发现我们不可能走在一起。
“那天，在电话里，她告诉我，那次地震的时候，她知道我为什么去找她，她看得出我想跟她分手，但是当时她很伤心，她很自私地不想我离开她——”
“看来她还是爱你的——”
“你会和我回去香港吗？”他突然问我。
“你来就是说这句话？”
他茫然地望着我。
“为什么你不早点来？我等了你这么久，你现在才出现，你不觉得太迟吗？”
“是不是情况不一样了？”他难堪地问我。
“你以为我永远在等你吗？你以为你是谁？我要用我所有的青春来等你？我在这里一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为什么要等到她不要你，才轮到我？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私歇斯底里地质问他。
“对不起，我认为先把我和她之间的事解决了，对你比较公平，否则我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我气得骂他：“你不是男人来的！所有男人都可以一脚踏两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骂他，他是一个好男人，他不想欺骗任何人，我却恨他不骗我。他早就不该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他该把我骗上床，然后才告诉我。
他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千里而来，是希望看到我笑，希望我倒在他的怀里，跟他回去，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我的埋怨。
“你说得对，我不是个男人，我也没权要求你无止境地等我。”他难过地说。
我咬着唇：“是的，你没权这样浪费一个女人的青春。”
“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他以近乎哀求的语调跟我说。
“如果时钟倒转来行走，我就跟你回去。”我狠心地说。
他站在那里，红了眼眶，说：
“对不起，我没法令时钟可以倒转来行走，是我没用。”
“我也不可以。”我凄然说。
“希望你幸福——“他伤心地说。
“谢谢你。”
“再见——”
“珍重。”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拿着行李，孤单地走在街上。四处张灯结彩，他是特意来和我共度圣诞的吧？他准备了最好的圣诞礼物给我，可是这份礼物来得太迟了。
为什么光阴不可以倒流？只要他早三个月出现，我就可以跟他回去。
我不能这样对杨弘念，我不能那样无情地对待一个爱我的人。我害怕将来我所爱的人，也会这样对我。
他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
杨弘念抬了一株圣诞树回来。
“这是你在纽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吧？”他问我。
“不，是第二个。”我说，“不过却是第一个家里有圣诞树的圣诞节。”
我用一块银色的布把整株圣诞树罩着。
“你干什么？”他问我。
“这样看来比较漂亮。”我任性地说。
“你没什么吧？”杨弘念温柔地抱着我。
“没什么。”
“你有没有想念香港？”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我忽然有点想念那个地方。要不要回去？”
“不。”我坚决地说。
远处传来圣诞的音乐。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揉到了我的泪水。
“你在哭吗？”
“音乐很动人。”我撒了一个谎。
文治不一定能够立刻买到机票回去香港，说不定他还在机场，孤单地等下一班机。
两天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良湄。
“不告诉你，只是想你惊喜一下，文治也是，我们希望你有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她说。
我太久没写信给她了，没告诉她，杨弘念又回到我身边。
“那怎么办？”良湄问我。
“他有找你吗？”
“他还没回来呀，在电视上看不到他。”
“不可能的，他两天前已经走了。”
“那么，他也许躲在家里吧。”
一天之后，杨弘念要去洛杉矶，我送他到甘乃迪机场。
在巴士上，他问我：“为什么突然要送机？你从来不送我机的。”
“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说。
在机场送别了杨弘念，我到处去找文治，他不可能还留在纽约的。即使他在机场，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机场。
虽然那样渺茫，我却努力地寻找他。
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机最后召集。
我立刻飞奔到登机闸口，一个人在后面轻轻拍我的肩膀，我兴奋地回头，站在我跟前的，却是杨弘念。我给他吓了一跳。
“你在这里找谁？”他阴沈地问我。
“你不是已经登机了么？”我立刻以另一条问题堵截他的问题。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人。
“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我改搭下一班机。”
“哦，是吗？”我失神地说。
“你在找人吗？”
我再无法避开他的问题。他刚才一定看到了我回头那一刻，表情是多么的高兴，我以为轻拍我肩膀的，是文治。
“不是的，我只是想在这里随便逛逛。”我说。
“机场有什么好逛呢？”他微笑说。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机吗？”我问他。
“不，下一班机一小时后就出发，我要进去了。”他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往香港的那班机大概已经起飞了，我只好独自回家。
两天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
“徐文治回来了，我在新闻报告里看到他，样子很憔悴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仔说这几天都在甘乃迪机场里，大概是惩罚自己吧。”
他的确是坐那班机离开的。为什么生命总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我整天望着手上的浮尘子钟，分针怎么可能倒转行走呢？
晚上，杨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