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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比水还淡，就这么说过去就过去了。他一直就这么好脾气地容忍我去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他仅仅斥责过我一次，觉得我不该和那些在琴行转悠的轻浮的男孩子说太多的话。渐渐地我发现，他是这个城市里惟一一个用在酒吧干活的钱给我买两块钱的麦丽素的人，而我则是惟一一个用微薄的学生补助给他买两块钱退烧药的人。我们都孤独而平行地生活，对方只是一种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慰藉。
记得我不去那个地下室的时候，另一个女孩会来。她是另一所学校的，大二或者大三。她也是一个南方女孩，成默说她很像我，眼睛很大，只是要比我黑一点。但是我觉得她比我要好看，也外向一些。她在成默面前总是喜欢唱歌或者跳舞——我不会跳舞。成默消失一年后她突然来找我。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屋外晾衣服。我们在路边坐了一个下午，她一句也没有提到过成默。夜晚即将来临的时候她执意要走。后来她再没有来过。过了很久，我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来找我。她可能喜欢上了成默，而她以为我是成默最亲近的人。我突然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起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慧”，而我知道但凡我们那个地方叫做“慧”的女孩子都异常固执，并且有些话她们会永远不说。她们在这个时代很有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才学会使用电脑，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学会爱上一个人，并且会用更长的时间才学会遗忘血液中的苦涩的爱情。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我想起我的名字里也曾经有一个“慧”字，只是在多年前我就遗弃了它。而那些名叫“慧”的姊妹们在我身边飘来飘去，有如漂萍，和我再无牵连。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晚上，在中关村空旷的大街上，我突然不想和童话中的辛德蕾拉一样，在十二点之前返回宿舍。我呼了成默，然后坐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呼他是因为他是我惟一可以呼的人，而他终于来了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在深夜闲逛终归是不安全的。他的车带被扎了，瘪瘪的，驮着我“咣当咣当”地隅隅前行。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的钱也不够补一次带，而那时候也早已没有了修车的人。我们沿着河走，走过萤火虫，露水，野蒿，看瓜人的凉棚，桥，还有风。他断断续续地和我说一些话，我只是听，什么也没有说。他从不说起他的父母。他说起一个和他通信的女孩，他们相爱，但是从来不见面。夜太黑了，我不得不伸手就他的手。我的手在他手里停顿了一下就很快放开了，那是因为事实上到现在我还会因为和一名男子拉手而害羞。后来，我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的站牌下停了下来。他躺在窄窄的长椅上，一脸的疲惫。我蹲下，在他耳边柔声说：成默，等我有钱了，我要做一个唱片公司，帮你出专辑。
他闭上眼，他说那样你会害了我的。
夜凉如水。我守着这个躺在路边长椅的白衣男子默不做声。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我第一次发现一个熟睡的男子的脸和一个婴孩的相似之处。后来，天就慢慢地亮了，早班车来了，人来了，灰尘也多了。我们再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之后有一次他来宿舍的楼下找我，我穿着一件平常在宿舍里穿的白色的旗袍走下楼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你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啊！
成 默（2）
“你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啊！”这些细节、这些声音再次清晰地浮现，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曾经拥有过多么浪漫的回忆。不是的，我早已经不是那些浪漫的女学生了。只是这么多如水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仍然会暗暗惊心：青春过早地显得单薄和萧瑟，即使在最年轻的时候。
后来，他和女友分手，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一个酒吧的女孩，他于是很少见我。冬天我买了极其便宜的毛线，开始织围巾。我旁边的男孩看着我专心致志地织围巾——它越来越长，他们很羡慕成默，因为他们包括成默在内可能都以为我爱上了他。但事实上当时我仍然是一个面容如水、眉眼平淡、不解风情的学院女子。我还没有学会去爱。我全力以赴地去织那条围巾只是因为我想和这个城市、和某个人多少有点关联，以至于不觉得过于孤单。我记得在很长一段空白的岁月里，成默是偌大的城市里惟一我可能牵挂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城市的，而且当我知道时，我也没有太留恋。
我们最后一次联络是九八年的冬天。我站在宿舍凉飕飕的过道里接听他从上海打过来的电话。他说，你交男朋友了吗？
我说没有。停了一下，我说，但是，我爱上了一个人。
他笑起来，是谁终于让你恋爱了。
我说是一个吉他手。
而成默严肃起来，说，你最好不要爱上这种人。
可是，我说，他是最好的吉他手。
你不要和他在一起，成默说。
可是，我固执地说，他人很好。
他们这种人总是很好的，他开始急切起来，我是知道的，我太明白他们，他们不会爱你这样的女孩，他们永远不会爱上你这样的女孩。
可是成默，太晚了，太晚了呵。我不是没有听你的警告，而我终于用青春的末梢拼却了最后一场春梦，直到物是人非，凄凉无限，而当年唱民谣的女生终于摇身一变，变成了幸福大街面容模糊、声音尖薄的女主唱。
我有打碎一个玻璃杯子（1）
小时候我有打碎过一个玻璃杯子。
好在那时候母亲上班去了。
我钻到桌子底下，把所有的碎片收集起来。
然后到邻居家借了一瓶浆糊，把拣到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拼成原来的形状。
好在那个玻璃杯子是有花纹的，这样好拼一些。
常识告诉我们，浆糊是粘不住杯子的。
好在我的惶恐感动了老天，借助外面再包一层报纸，我硬是用浆糊把玻璃碎片复原成杯子的形状。
然而事情总是有着意想不到的缺漏。
它最后只差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洞，大约直径1毫米的小碎片，可以填充它。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个最小的碎片。
我把杯子包起来，收在桌子底下最角落的地方。扫帚也扫不到的。
很长的时间，我都一直害怕着，害怕母亲发现那个我打碎的杯子。
我甚至不敢去看那个桌子。
我甚至盼望着有一天桌子挪开后，那个有着一个洞的用浆糊糊起来的杯子，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杯子。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与其说是唯物论的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天生而宿命的失败感的笼罩。
这种害怕着有一天真相大白的心理，一直充斥着我的小时候。
我没有向母亲承认过，因为我害怕母亲生气。她会很生气，大声骂我，用小棍子打我。我最怕的是，她要把我赶出家门。
而我会在家门口一直哭泣，哭泣。
母亲是一个过分严厉的人。作为一个独自在外乡做工的女人，她要求我本分、礼貌。我跟工厂的许多人大声说，阿姨好叔叔好，但是，我憎恨这样。我憎恨这些条框，最后却习惯于它们。
我总是怕做错事情。我谨小慎微。我怕别人发现我做错了。所以我总是努力地去附和任何一种规范。我成绩一直很好。我遵守学生守则。我是三好学生。但是总习惯不停地犯错。我不停地掩盖。最后我变成了一个相当偏执的却又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烂好人。我的原则是：我错了，我又做错了，我把杯子打碎了。
这种害怕和谨小慎微后来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一种奇异的道德和勇气。我不穿裙子，像男孩子一样大笑，大大咧咧，为厂里的被人歧视的人大打出手，他们包括：一个白化病女孩，一个智障，一个因为穿花衣服而被嘲笑的男孩子。
那个白化病女孩最后因为她的处女之身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有钱离异男人；那个被嘲笑的男孩子最后考上了清华；那个智障不知所终。
到了高中的住校时期，我的成长因为过度的约束而变得任性起来。和家里作斗争，和学校作斗争，不做早操，不戴校徽，上课看小说，写没有人读的热烈的情诗，翻墙出去看电影，离家出走。最后我中规中矩地考上大学，又以令人生疑的才华和乖巧读上研究生，成为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