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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唱歌。
不停地唱歌。
我是杀人的人
我是被杀的人
我是杀人者的妻子
我是它的帮凶
事实上，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传达自己的意图时，我总是胆怯和犹豫不决。我们在《现场》这首歌卡壳了。我羞于提及最初的企图，可能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漫无目的，是任性和徒劳的。开始是阴森的、若有若无的哼鸣，自言自语……然后啪的一声全打开，噪音倾泻而出，紧张、恐惧……在杀人，然后是民间送葬的嘹亮、高昂的唢呐，喜庆的，然后是温柔的小调，抚慰死者……我徒劳地打着手势。
我们面面相觑。
送葬是什么样子的？
我曾经在清晨听过。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有人死了，是个有钱人，吹吹打打了三天三夜。很高兴。人死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有时候，中国人的生死观很奇特。然而庄子的鼓盆而歌业已失传。
本土的，热烈的，送葬。美丽和欢快。这样的冬天。
“要用七和弦。”贝司说。可是这与和弦无关。
我和贝司打了。
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我说你妈逼，他说你妈逼。我拖着吉他扑了上去，被他在头上打了一记。
我哭了起来，很大声。眼泪掉在地上。我没想到眼泪这么巨大，大得让我充满了好奇。
最后我抬头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
鼓手年龄最小，业务最好，所以被我们宠爱。他失恋后迅速坠入了另一场恋爱。我帮他买来素雅而美丽的信纸，我们一起为他的第一封情书出谋划策，一起对那个年方十七的女主角进行严密的心理分析。一个地下室的女人总喜欢跑过来，在吉他手的身上摸来摸去，并大惊小怪地尖叫。
其实早已经不是恋爱的季节了。E…mail里总是写着：新邮件0封。夏天女孩子的蓝色长裙，地铁站里昙花一现的拥吻，公共汽车上透明的阳光，情人头发里残余的香波气味。总是到了秋天我才会明白，幸福是永远的乌托邦。我总是来不及对幸福做出规划，包括做饭、洗衣、购物、做爱。清晨我像一个民工一样穿过凄冷的街，那条街的名字叫幸福大街，而我因为对幸福心怀鬼胎而神色仓皇。
偶尔，排练回来我会经过一个教徒的家。我不知道他信仰何种宗教，在我看来，基督和安拉一样遥远和模糊。他有黑泽明、伯格曼、阿莫多瓦以及数不清的CD，他完全可以活在一个色彩绚丽的声音和颜色的世界里。锅里欢快地煮着白粥。他坐在我对面，默默地递来一本小小的箴言录。第三十八条，他说。
第三十八条是主对我们千篇一律的告诫，不要沉迷于欲望之中。
我想，为什么他不站起来，邀请我和他一起上床呢？屋里这么温暖，床这么洁净，而我又那么寂寞，那么地需要安慰，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然而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堕落也是需要资本的。必须有一点姿色，一个丰满的胸部，和一点点廉价的香水。而我只能面无表情，用了干巴巴的声音唱歌。
小龙房间里的鱼（2）
没有人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更为美好的生活，我说。
大一的时候，我想嫁给一个摊煎饼的人。
大二的时候，我想和一个修自行车的人结婚。
现在，我只是希望每个周末都有巧克力吃。
你看，我并不是那种有很多奢望的人。
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其实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我惟一的信仰是巧克力。在灯火通明的超级市场，我常常被这些过于丰厚的物质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犯了所有的过错：贪、嗔、痴，但从来不思悔改。
临走前，我给他留下一块廉价的巧克力。
公司的同事在我对面吃饭。我很少见到他，因为我很少上班。大大的圆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埋头吃饭。突然他说，我很想念女友的身体。
我说，你可以去找她。
我找不到她，他说。
为什么？我心不在焉地吞下一块排骨。
因为她死了。
我尖锐地笑起来，不要这样嘛，这样很好笑的。
我们一起去坐地铁，路过繁华的琉璃厂，华灯初上，大街上轰鸣着当下流行的歌，还有主持人甜得流蜜的嗓音。
请为我唱一首歌，他说，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
我一直没有唱。地铁里很拥挤，有人在看报，有人盯着我的帽子。
到站了，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下车。没有回头。
不可以为别人悲伤。
你要站着弹琴，站着唱。
我说为什么要站着？
因为你在演出。
那柯本为什么坐着？
那是Unplugged。
为什么不是Unplugged就不可以坐着唱？
那就是民谣了。
民谣又怎么了？
你总不能大家站着你一个人坐着吧？
鼓手为什么不站着？
除非你们坐着撒尿我就站着唱。
我只是不想站在台上，不想站在那里让别人看着我。我不想表演，只想蜷缩起来，唱歌。
事实上我想我并不热爱摇滚。1998年的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在“忙蜂”酒吧。台上有很多乐队，乱哄哄的，热火朝天。我站在那里，心里又害怕又孤单。我谁也不认识。我也不要和他们一样。
半夜四点我爬起来打电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苍老而疲惫：喂，请说话。
我突然尖起了嗓子，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
二、白糖饼的往事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摇滚歌手。在T大这所工科大学里，我的名字叫阿飞，学号是960302。老师们在我的学号下面打分，但我不可以。和所有十七岁的入校新生一样，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子。我是那种最普通的学生之一：考试成绩虽然不是特别好，但都没有要补考的，所以并不让教授们操心。绝非学生干部、积极分子或者文艺骨干之类，所以也不容易遭人讨厌。偶尔无伤大雅地逃一两节课，学校里组织什么活动，也不怎么热心。我不孤僻，也绝非大众情人那一款。每天看看专业书，到实验室做一整天的实验，听听随身听的点播节目。不会化妆，不会扭屁股，不会抽烟，不会喝酒，连摇滚乐都很少听，是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学院女子。长得不丑，但没有人对我惊艳。周末偶尔跳跳舞，认识一些男孩，却都没有兴趣继续约会。多年来，我一直无所事事、虚度华年。我的志向无非如此：毕业后做一个端坐在写字楼里衣着整洁的白领，学会发传真、打打字，和男同事或者男上司谈谈恋爱，最后把自己嫁出去，成为一个洗尽铅华、烧水做饭的小妇人。等有了足够的钱财，我要买一辆通体艳红的天津大发，穿有网洞的黑色丝袜去上班，做美容，不定期翻检老公的口袋，偶尔骂骂邻居的猫。
随着时间流逝，年事渐长，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我只能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没有出息的。
早在幼儿园的时候，一个天才儿童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经常被当地的小孩子孤立，我比别的孩子会写更多的字，我会用加法做减法，会用加法做乘法，会背英文字母，会唱简谱，会在纸上画钢琴的黑白键自己弹，会自编歌曲打发漫长的下午时光。这几乎都是自己学会的。所以说，我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儿童。不仅如此，我曾经还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小孩。因为那时当教师很光荣，所以我立志当小学教师；后来好像清洁工人也很光荣，所以我又立志当清洁工人。当我说出后一个志向的时候，我的工人妈妈简直是怒不可遏。但是她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清洁工人不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因为我不知道长大了当歌唱家好还是当舞蹈家好。后来我终于忍痛舍弃了当歌唱家，因为当舞蹈家可以穿金光闪闪的大蓬长裙。然而事实如此，我既不唱歌，也不跳舞，因为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
小时候喜欢到垃圾堆里捡垃圾：一个玻璃瓶，一个瓶盖，一段小绳，一张铝箔或者糖纸。我以为只要持之以恒地到垃圾堆里寻找，就一定会找到我想要的那一套塑料小餐具。但是会有干净的当地小女孩嘲笑我，说我是“邋遢猫”，那是形容小孩子的最恶毒的词，一般是指尿床和流鼻涕的小男孩。奇异的自尊心简直让我痛苦极了，这种痛苦是隐秘的：我不能说出去，又不敢哭。在那一个时期的儿童生涯里，有一个叫邹秋雁的女孩子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她也喜欢到垃圾堆里捡垃圾，而且比我邋遢得多。我从来不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