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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原来，杨炬工作的三○四医院的主要领导被点了名，被群众要求“靠边站”。
身为副政委、副院长之一的杨炬最初尚未受到冲击。但随着大字报的不断张贴，杨炬竟越来越受到伤害，被勒令交待“罪恶历史”。
首先，造反派说杨炬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什么要跑到延安？是不是军统或中统的特务？
杨炬讲到这里，既委屈又气愤。
这也难怪。早在1937年时，当年还是少女的杨炬从襄阳跑到延安的时候，她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想不到被反复盘问，是不是国民党特务。那时杨炬的心就已碎了，但她理解党，相信党，而且在那险恶的战争年代，那种“车轮战”盘问的做法似乎也有种迫不得已的味道，况且，杨炬的革命热情很快被接受下来了，因而她后来对那次“审查”也就渐渐释然了。
而现在呢？“革命派”却一口咬定杨炬有“罪恶历史”，仿佛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完全不值一提。杨炬真是心如刀割。
王树声理解自己的夫人，早在延安就已理解了她。出身，单从出身就能武断地说一个人是不是革命者吗？革命导师恩格斯不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吗？周恩来不也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吗？就拿我王树声来说，不也是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吗？
王树声又想起了从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张国焘也是简单地用出身来划清革命与反革命。自己的哥哥、妹妹、嫂嫂都未能幸免。教训是何等的深刻！想到这，王树声慎重地对夫人说：“杨炬，要冷静。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真正反映他属于哪个阶级，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立场和行动才是他阶级属性的真正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要你交待历史，你就向他们讲好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组织上很清楚。”
杨炬点了点头。接着她又谈到“革命派”们造谣说她在中原突围时，肯定被捕当了叛徒。“我当时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说法，真是气得浑身发抖。我给他们讲历史事实，他们连听都不听，不断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火了，猛地一拍桌子，吼道：”谁叫你讲故事？是你斗我还是我斗你？‘跟这帮人简直没道理可讲。“
提起中原突围，王树声真觉得对不住妻子。杨炬怀了身孕，行动极不方便。做丈夫的实在更应该多加体贴。谁知蒋介石团团将中原解放区围住。为了不拖累王树声，杨炬挺着肚子走了。王树声看着妻子远去的背影，心中很是愧疚。如今造反派竟如此栽赃，王树声心头很沉重，但还是叮咛妻子说：“杨炬，要坚强些。对群众的态度要温和、尽量耐心听他们说。当然，做到这一步很困难，但再大的困难也要像攻克堡垒一样把它攻克掉。”
在丈夫的鼓舞下，杨炬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王树声所在的军事科学院也无例外地受到红卫兵浪潮的冲击。
一天中午，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军事科学院。这是一群中央文化系统的“造反派”，他们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要揪出军事科学院某领导人，说他在“四清”时进驻中央文化系统，整了许多人，现在要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
那位领导人没有露面。
红卫兵们怒不可遏，他们张贴标语，乱砸东西，把军事科学院闹得乌烟瘴气。
时任副院长的王树声在警卫战士的陪同下找到了这群红卫兵首领，轻言细语地开导他。
后面的红卫兵们朝前拥，警卫战士赶紧阻拦，红卫兵们的拳头就朝战士们的身上砸。
一位战士的鼻子流出了血。
看到这种情况，王树声大喝一声：“住手！”
如晴天霹雳，红卫兵们一愣，王树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接班人。“
那位红卫兵首领也进行了制止。
王树声不厌其烦地又进行了开导。一些红卫兵惭愧地退了下去，另外的一些人却置若罔闻。
第二天，北京动物园门前赫然出现大幅标语：“王树声是镇压群众的罪魁祸首。”
王树声对此虽不在乎，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家人都替他担心。
周总理呕心沥血，这些日子明显憔悴了许多，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找来了王树声，语重心长地说：“树声，临时交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可非同一般哪！”
从周总理的语气，王树声领略到这个任务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困难性。
决不能辜负党的厚爱！决不能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王树声坚定地说：“听从总理安排。”
周总理含笑说：“这一回调你到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树声领命而去。
下属单位的群众分为两大派，起初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接着不时出现两派的成员因一言不合而动拳脚之事。
在各地武斗的影响下，两派之间的对立也不断升温。
两派的群众各准备了齐刷刷的棍棒。这一日，双方各占了两层楼，高音喇叭刺耳地叫骂着。一些群众正在垒积着石块、瓦片，随时准备扔出去。一场悲剧马上就要上演。
王树声接到这个消息，迅速驱车前往。
到达第二设计院时，双方已经接上火了，瓦片纷飞。
在这种情况下，闯进去劝解非常危险。
王树声下了车，毫无畏惧，从石块瓦片交织的网中冲了进去。
一块瓦片擦着头发飞了过去，好险！有零落的两派群众惊呼声。
王树声面不改色心不跳。早在战争年代他就习惯了战场上的冲锋，而今他哪把这瓦片放在眼里？
一个身居高位的老将军如此镇定自若，武斗两派不由大为敬佩。
王树声找到两派头头，说是身受周总理之托而来。两派头头下令暂时休战。
王树声发现除一小部分人仍在鼓噪之外，大部分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他觉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场武斗劝解掉。
再看两派的头头，虎视耽耽，怒目相向。
王树声开始了劝解。他从国际形势说起，谈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随时都想依靠台湾，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桥头堡来颠覆中国。过去中苏结盟，现在关系在不断恶化。他又谈到中国西南边疆的不稳定，然后归结到中国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并谈到七机部第二设计院的地位。
两派的头头起初还显得不耐烦，此时渐渐安定下来。
王树声接着又谈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操心国事夜不能寐以及对国防的关心。
最后，王树声谈到武斗的危害，一严重影响军工的生产，二不可避免地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并讲到刚才暂停武斗过程中大部分群众的表情。
在王树声语重心长的劝解下，两派头头被说服，他们深受感动。表示要以和为主，不再武斗，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这时夜已深，星光点点。
王树声坐上车，发现灯光下不少群众向他招手。他心情激动，也为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而甚感欣慰。
早在1966年，林彪、江青等就开始肆无忌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8年，当王树声从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几位副院长、副政委已纷纷“靠边站”了。
由于受到林彪、江青所谓的反“二月逆流”的冲击，再加上身体不好，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粟裕均未能视事。所以，没有什么“小辫儿”好抓的院党委第三书记、副院长王树声主持全院日常工作。
王树声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楚。
他尽量减少与两派之间的联系，甚至连一些生活琐事他都给予了注意。
夫人杨炬由于出身不好，被关进“学习班”进行教育改造，难得照顾家庭。
王树声平素好到食堂打饭，可如今他不再去了。因为军科院的食堂也有两派之别，这一派的人不到那一派食堂去吃饭。如果王树声到任何一个食堂去吃饭，他目前所走的钢丝就难以平衡。
还好，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儿宇红由于学校乱成一团糟，很多老师被批斗，课都无法上，故一直呆在家里，成为王树声的临时“炊事员”。
当然小“炊事员”的手艺并不高明，只能煮稀饭、干饭和面条。但王树声并无苛求，盛上一碗稀饭，来一碟腌酸豇豆角，既是一种“享受”，又能品尝出故乡的风味。
每当王树声吃起酸豇豆，就想起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就想起大别山的风土人情。每年秋天，故乡的父老乡亲将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