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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家，身不由己，他的去留需要上边决定。
这时候，他想起了乡亲们为他物色的那两个对象，他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断了赵督学的念想，又可以在这小镇，安生地住下去。这时候他想起了遥远的吴儿堡，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赶快考虑这件事情了，仅仅是为了想抱孙子的母亲，为了长眠在地下的父亲，他也该早早结婚才对。至于那两个女子，她们只给他留下了肤浅的印象，但是他明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是可取的，她们都会好好地和自己过日子的。既然自己，已经以这样平淡的口吻来谈论婚姻，那么，不论找其中的哪一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杨老太太恰好在这个时候，推开了杨作新办公室的门。这样，她原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打算，其实已经落空，杨作新将心悦诚服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和决裁。八五八书房而作为杨老太太来说，她此行的目的，便不是成了来迫使杨作新结婚，而是成了在那业已选就的两个候选人中间，确定一位而已。
母子相见，自然是一场惊喜，知道是镇上的人将杨老太太接来的，杨作新对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又是一番感慨，至于谈到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谈到荞麦儿，杨作新也是满口答应，并且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倾向于荞麦，只是怕亏了那灵秀儿，惹她伤心，此刻心里，正二心不定哩。
杨老太太知道儿子的禀性，心想儿子当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念书娃时，就心高气盛，瞅不上灯草儿，这些年在外边闯荡，外边有的是花花世界，儿子一定早就看花眼了。因此，见儿子应承得这么利索，反倒起了疑心，以为杨作新是在哄她，打发她走了以后，再把这事搁下。想到这里，杨老太太说道，既然杨作新答应了，那么，她就看着杨作新把婚事办了，再回吴儿堡去。
有杨老太太坐镇督促，婚事很快就办了。有镇上这么多热心人乍舞，再加上学生们捧场，婚事办得很热烈。办完婚事后，杨老太太了了一桩心事，欢喜得好像猴儿—般。镇上的人仍然用毛驴将她送回吴儿堡。行前，骑在毛驴上的杨老太太，又将毛驴停住，把个没牙的嘴，附在荞麦耳边，就新婚应当注意的事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了好一阵，直说得荞麦一阵阵脸红，才算罢休。末了，杨老太太又大声地对荞麦、同时也是对杨作新说，等着荞麦“有”了，就回吴儿堡来生，她要亲自看着荞麦把孩子生出来，她要服侍荞麦的月子。
镇上的人见事情已经撮合成了，心满意足，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夜来，这幢用做小学校的破庙里，杨作新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荞麦儿，油灯吹熄以后，也不去计较什么白脸黑脸，夫妻也还恩爱。那赵督学，婚礼过罢的第三日，来了一趟，见了门上的红对联和窗花，脸上变了颜色，后来硬着头皮推开门见了荞麦儿，于是明白自己只有喝喜酒的份儿了。她倒也不失身份，屋子里坐了一阵，说了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然后起身告辞。她把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蔑，放在临告辞时。当只有杨作新一人在场，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杨作新，我看不起你！”
赵督学回到肤施城后，派人送来了一盒当时还算稀罕的洋糖（水果糖），算是礼节，从此在肤施城通往小镇的路上，断了她的踪影。赵督学的事，算是了了，杨作新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桩婚姻，却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就是灵秀儿。
满世界上，现在只苦了个自认为是小镇上“头道梢子”的灵秀儿。当初灵秀坐在箱子底下的时候，信心十足，胜券在握，觉得身边粗俗的荞麦，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顶多，杨先生将来不婚不娶，她和荞麦，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为贫乏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笑料。谁知，杨老太太一番搅和，竟让荞麦占了上风，走了好运。灵秀儿现在觉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她还觉得，杨作新其实心里喜欢的，还是她。现在，她想耍黑皮，脱了裤子，也到杨先生的床上挤一挤，可是又舍不下这个脸，不是怕文文雅雅的杨作新，更不是怕没见过世面的荞麦，她是怕学校里杨作新养的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娃，出她的洋相，所以不敢过于造次。灵秀没了诀，每天，她就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学校，骂一阵脏话，唱一阵酸曲，吓得荞麦，红着脸，捂着耳朵，躲在杨作新的房里，不敢出来。
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了个赶牲灵的。灵秀家和这小学校，隔着一条骡马大道，那赶牲灵的，听见畔上有人在骂脏话，叫一声“这女子好口才”，于是吆住骡子，跟灵秀对骂起来。一来一往，成套的脏话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像俗话说的“顺说顺对，斜说斜对”。灵秀见骂脏话和他只骂个平手，于是换了口吻，开始唱酸曲，仍旧是你来我往，不分高低。那支支酸曲，都直唱到挠人处，才算罢休。最后，那赶牲灵的找了个借口，说是要讨口水喝，便进了灵秀的暖窑。第二天早晨，天不明，一头大骡子，就把灵秀儿拐跑了。镇上人操起农具，撵了半天，也没见灵秀的踪影———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后来，镇上有人，在北草地见过她，说那灵秀，果然跟赶牲灵的结婚了，见到乡亲，不问长不道短，只一个劲地打问教书先生的消息。
灵秀跟人一跑，算是解放了荞麦，从此晚上睡觉偎着杨作新，才觉得瓷实了。杨作新的耳根，也觉清静了许多，偶尔想起这女子的痴情，也不无一丝憾意，只是天长日久，风云流散，该办的事很多，该记的事也很多，自然就把她忘记了。
于是这桩乡间喜剧到了尾声，接下来，就是安安生生地打发日月了。那时共产党的章程是“党内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因此，杨作新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不便对荞麦儿说。那荞麦与杨作新同席共枕，时间长了，焉有不发现枕头底下的短枪的道理，只是看见了，也默不作声，只当没有看见，并不惊扰丈夫。有一段时间，局势紧张，杨作新为了叫荞麦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份，谁知荞麦听了，淡淡一笑，说见了枕头底下的枪，她已经约摸出七八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掌柜的是革命人，她就是革命的婆姨了，她虽然不识字，跑跑腿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管说话。杨作新听到，心头一热，搂住荞麦儿，亲了个口口。
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革命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陕北这块荒凉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风行。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几块革命根据地中之一块，并且建立了并不逊色的一支武装。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这话后来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而受到批判，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到，当时陕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规模。
这支队伍由最初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达到了数万浩浩之众，以两个军的建制活跃于陕北和陕甘边一带。他们也由最初的拥有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队伍。这其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许多可书可记的史诗，它们构成了中国革命英勇卓绝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里的荒凉和贫瘠，闭塞和粗蛮，这种斗争显得更为残酷壮烈和更加勇敢豪迈。
我们所记述的收编后九天武装的经过，只是这红军草创期间，许多次斗争中的一件。其实，每一支小部队，哪怕是只有几个人的小部队的扯起旗帜，都有一番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农民丢下犁杖，成为红军战士，也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人一马一杆枪，咱们的红军势力壮”，百川归海，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于是便在陕北高原，形成了一番大气候。
民国十八年的大年馑，是这场革命得以在陕北大大风行的直接的契机。正如斯诺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后，问自己的话那样，大年馑中，那些坐以待毙的农民，也在用同样的话问自己，不过，他们将斯诺先生的“他们”这个词儿换成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联合成一支大军，攻打那些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我们吃饱、强占我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我们不打进大城市去，去抢那些把我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