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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
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Q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
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
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
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
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还给胡宗南打电话汇报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得知胡已逃走,陈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