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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边区部队指挥关系后，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防区视察，了解战备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
贺龙觉得联防军四个多旅的部队要担负抵抗日寇和防范国民党军的任务，兵力实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然而当时正是抗战最困难的年月，边区要扩兵显然行不通，于是，他想起了晋西北，可以调一部分过来。
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得到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在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6 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进驻富县以西地区，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
部署完毕后，他又亲自到关中军分区检查了一遍。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以及边区军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土匪活动猖獗时，平均每天要发生一次抢案。1943年，贺龙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剿匪工作。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8 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贺龙针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决定重点解决部队训练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 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训练问题。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要求训练为战争服务，部队训练的要求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兵力的敌人，做到“一个打三个”。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的老一套办法，让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习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
三个月训练以后，贺龙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
的冬季训练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说起这两个竞赛，还有一个故事。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有一天，贺龙到三五九旅视察。旅长王震见师长来了，十分高兴，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后，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兴奋起来，脱口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后，贺龙对部队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
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
旅政治部抓住旅长的这一讲话，很快在部队掀起了争当“贺龙投弹手”
的竞赛。后来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 月结束，取得了很大成绩。贺龙在1944年9 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总结了大练兵的成果。他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六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9 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毛主席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非常高兴地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正在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主席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带了一辈子的兵，而主席还交给他一个理财的任务，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但他也深深了解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
支。
贺龙上任后，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这实际上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时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部队中议论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贺龙召来军分区的领导，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
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从长远看，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大力发展生产。
他通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贺龙一直大力提倡发展生产。1942年底，贺龙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证供给”
的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朱理治面露难色。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后朱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充实了银行的实力。以后，贺龙在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那我们的生产成绩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