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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渡江以后，本来就瘦弱的蒋介石脸上更加棱角分明。蒋经国不离寸步，生怕父亲经不住这亡国的刺激而杀身成仁“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蒋经国轻声地劝说道。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经国，”在死寂的沉默中，蒋介石突然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劈头问道，“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失败了？”蒋经国心里清楚，这个答案父亲最有发言权。从1927年在南京建国，到22年后国将败亡，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父亲一直是一手遮天。当然，蒋经国也是可以说出一二的，就比如几个月前的上海打虎，比如上个月的长江布防。。但这经国能说吗？这问题不是经国敢回答的。
顿时，又一阵沉默。
“主要原因，”沉默一会后，蒋介石字字有力，如数家珍似的说道，“我以为：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余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性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蒋介石说到这里，看了一下蒋经国，继续说道：“我们只有另辟溪径，重新训练党的干部，统一党心，让党员能自觉的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们能够严格执行纪纲，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洞不实、因循敷衍、因循任私、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蒋介石好象忘掉了眼前的痛苦，象个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家似的，一口气讲了他新的施政纲领。
蒋经国倒是听得很兴奋，父亲这一大堆新思想，和他以前在苏联学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今日，才找到了父子二人的共同语言，于是说道：“父亲，我十分赞成您刚才的意见，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这么直言恭维蒋介石，作为蒋经国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也来了兴致，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知道，这是父亲的日记本。他把折叠着那页打开，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土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蒋经国明白，父亲刚才对他说的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国家败亡之际，父亲不为失败而气馁，他真为父亲的刚毅和顽强所感动。同时，他也明白父亲对他讲这番话的用意。他颤声他说道：“父亲，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重振党国。”蒋经国在夜光下看看丢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遂命令：“启航！”“太康”号启动，徐徐离开黄浦江，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蒋氏父子永运地离开了大上海。
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标志着历时36大的伟大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不如二野、三野对调。刘伯承：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毛泽东：我可没有偏心啊！
阳江围歼战充满动人的故事：战斗英雄张玉生一人抓住200多个俘虏。解放军一个班俘敌一个师。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爬行着俘虏了30多个敌人。
白崇禧声东击西发动“南线攻势”，林彪判断失误和陈赓发生分歧。郭天民把给军委的电报写成了批判稿。毛译东致电林彪：照陈赓前提部署。
广州解放以后，第四兵团诸军继续南下粤桂追歼逃敌。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祖国西南边陲，欲彻底消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次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残存的连同非正规部队和后方机关学校在内的总兵力仅剩150万。这些部队纷纷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进行在大陆的最后挣扎。
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
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蒋介石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桂军阀，负隅顽抗。
为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部署：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区）；
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
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
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各省；
华北军区，攻克太原，解放华北全境。
在中央军委作上面战略部署时，曾征求各野战军主管的意见。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刘伯承首先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我可没有偏心啊！”毛泽东见状呵呵一笑，对中央军委提出这个方案的理由作了解释：“三野的老底于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点，三野不仅要解放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解放舟山、金门、台湾等岛，轻车熟路，就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强调“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出击华南、解放广州的战役行动，就是中央军委进军华南、西南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当时，中央军委部署，第二野战军三兵团、五兵团部队，隐蔽前进，先不直接和敌人交锋，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再以大迂回的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中央军委还决定，当时位于陕川边的一野部队及华北十八兵团等部，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将其暂时留在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其退往康滇的后路切断时，即由贺龙、李井泉率领，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该敌，并迅速占领全川，布置春耕，开展地方工作。
随着二野向大西南的挺进，解放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党中央为了适时加强对大西南党政军的领导，适时地开展地方工作，在二野出击大西南之前，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怕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西南局共有委员24人。
在中央军委下达向大西南进军的次日，即7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了二野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后勤工作等问题。
根据前委会议研究的意见，二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的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由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一、明确的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