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时,敌核心阵地内突然枪声乱发,一片混乱。马敦静以为解放军直捣核心,阵地已被突破,吓得魂飞魄散。事后查明,原来是敌第一六八旅第五○二团的营长李寿春的战马脱缰,饲养兵追马,阵地守军连问口令不答,即开枪射击,于是导致敌军内部一场混战。
敌军激战一夜,终于抵挡不住我军攻势,于15日9 时西撤。我第三纵队乘胜追击,击溃敌一个团。
马军西逃,我军主力准备重返榆林继续攻城,可得到情报说,马匪并未逃远,只是绕道沙漠,窜到了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子,与邓宝珊带领的暂编十七师会合。
根据新的情况,彭总决定主力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地区休整待机。11月18日,野战军司令部移驻响水堡西南二十里的赵家峁。
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的两路援军,开进了榆林。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赵家峁住了半个月。在此期间,彭总领导大家认真总结了第二次进攻榆林的经验教训。
在一次会议上,彭总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
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语意深长地接着指出:“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
这次攻打榆林,我军毙伤俘敌6800余人,自身伤亡4300余人。从全局来看,如当时不打榆林,部队可以多一些时间休整,对以后的作战会更加有利。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体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基本消灭,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北作为残喘
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两马,企图做垂死挣扎。青、宁两马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们狂言:“解放军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马家军与第一野战军之间空前激烈的较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雄师溯源第一野战军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玩弄和谈阴谋之历史关头,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命令晋绥部队“风雨无阻”进击,连克数城。在卓资山,贺龙下令“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却向兔子一样溜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最早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建发展起来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军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战备尚未完成、英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 月23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 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侵略同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为了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并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补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日军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逼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当权者动摇于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既想借与日本谈判,以压英美等国给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国抗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同时,国民党看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因而决心继续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他们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阴谋,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但遭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断然拒绝。
在1941年至1942年,不仅日军极其频繁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有的一部分部队还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名义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八路军伤亡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益缩小,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毛泽东在回顾当时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曾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
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境更加艰难。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
红军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全区北起长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南北长近500 公里,东西宽约400 公里,有23个县,人口约150 万,面积达12。9万多平方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口头上承认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正因如此,日、伪、顽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难。
在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目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军队和政府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酝酿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做一些调整,使军队统一,党政军关系协调。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很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而且这些部队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想找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他想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部分晋西北的部队过来,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统一组成,但是,谁能担此重任呢?在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个人既要能征善战,又要会处理各种关系,在军队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还要会理财,能帮助边区渡过经济难关。
毛泽东一连想了几天,终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选。他就是当时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这个没有一点后台的民军领袖竟当上了镇守使,后来成为中将军长;在国民党将屠刀砍向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位国民党将军却率部起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用兵多谋,打仗真有点邪呼,令国民党军、日寇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流传甚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所说的“两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贺龙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惩杀本县大劣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