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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便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竟然重新端到了上海会议的会场上，从而取得了通过党中央会议的地位，并在红头中央文件中出现。
红头中央文件下发到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手里，这意味着，谭政不仅要收回其“商榷性”的意见，还必须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组织宣传。总政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时，谭政收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这封信，是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信中指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成“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怎么办？谭政在苦苦地思索着。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人在咬文嚼句，这是有道理的。于是，谭政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朴素”还是用“艰苦奋斗”。给毛泽东的报告尚未回音，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某军区宣传部写来请示，问是否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字标语，刷在军区的院子里？”总政宣传部又把这一请示送到谭政的手中。
对于谭政来说，问题很简单。谭政的回答：“给毛主席的报告还没有消息，这要等毛主席批复后再作回答。”然而，有人却把总政谭政这里没有立即组织宣传“三八作风”的事汇报给了林彪。林彪对常去他家里的那个人说：“总政谭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低毁‘三八作风’。”他还逢人便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1960年5 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去，并责问谭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机关是什么关系？”“党委的决定，你总政为什么迟迟不落实？”在林彪的压力下，无奈，在谭政主持下，总政治部于当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在此前后，谭政又主持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这个报告，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同时，有一篇题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无原则地吹捧林彪，提出什么“跟着林总走”等词句，要求《解放军报》刊登。
这篇文章呈送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审定时，谭政将这篇文章给“枪毙”了，未准刊登。这时，一些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闻出了一些味道：这与林彪的一些提法不一致。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平静的北京，已开始不平静了。林彪决意要对谭政下手了。由于谭政的抵制，林彪决意“彻底解决‘谭政’问题”。1960年9 月14日。北京北海公园东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驻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金秋的北京，阳光灿烂，微风送爽，湖光山色，绿荫浓浓。高大笔直的钻天杨，挺拔苍劲，深绿色的宽大叶片，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晶晶的亮光。今天，北京军委办公厅驻地，分外忙碌，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里，由林彪把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谭政。会议从9 月14日，一直开到10月20日，开了一个月零六天。
本来在4 月份，研究全军政治思想工作，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谭政主持下刚刚开过。但是，为了彻底否定谭政主持的政治工作及其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林彪又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均已反馈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这是为什么？谭政不得而知。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林彪突然提出要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9 月12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重点讲话。他说：“总政、谭政不紧跟搞‘三八作风’，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这是偏离方向。”“今年4 月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见此情景，坐在一旁的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再也压不住火了，但由于林彪的高位与专横，也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道：“我们总政的文件、宣传、教育计划，是经过军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并经毛主席修改批准的。”
没等姜部长说完，林彪便抢过活题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大家注意呀！吃菜吃心儿，听话听音儿，总政的同志仍在坚持方向偏的错误。”在这次会议的讲话里，林彪还发表了当时使人们“耳目一新”的四个第一。他活像一个“发明家”式地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地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对于林彪的责难与空头政治的滥调，谭政听起来真是别扭之极，他又怎么能接受呢？但不接受又有何法？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的指示，是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基调与指导思想。会后，谭政无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讲话的相关内容，尔后上报给林彪。在一切准备就序之后，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里举行的9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完报告后，总政治部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调子与谭政完全相反的报告。谭政的报告，是林彪指定要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总政另一负责同志的报告，也是林彪授意的，其基本精神是林彪的。谭政听着这位负责同志的发言，越听越觉得味不对。按着一般常规，这位同志的发言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然而，事前他却一无所知。
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林彪一手安排的。这位同志也觉得这种作法不妥，但林彪的旨意又怎能违抗？听着听着，谭政闻到了味道，他似乎觉察到，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专门朝着他谭政来的。事情果然被谭政猜中了。谭政与那个负责同志两个内容、调子完全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看风使舵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肆意散布对谭政不利的言论。
也有人在会上向谭政发难了，把谭政的报告当成“黑靶子”重点批判。
林彪也公开表演了，要谭政“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并说谭政是“糊涂观念”，“教条主义”。接着，谭政受到围攻，大会小会“连续作战”。“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一贯右倾”等，各种帽子铺天盖地向谭政压来。谭政毫无提防，仓促“应战”，结果是被动挨打。会议主题变成了揭发批判谭政的“错误”。谭政遭难了！谭政陷入极度痛苦与压抑之中。谭政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气愤而不解地问：“要我检讨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谭政还辩解说：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修改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人云亦云去作检讨！“然而，谭政的这些说明、申辩和解释，换来的只是一句话、一根大棒：”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此时，又有人出来”秋后算帐“了。有人说：”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后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却用你的名字发表，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听到此话，谭政己忍无可忍，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