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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勤人员四万余人，也在大同街以西地区。郑洞国率其幕僚、卫队、特务团共四百余人，驻在大同街以西新七军防区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负责全权指挥。
我围城部队在对长春守敌实施军事围困、经济封锁的同时，遵照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的指示，着重对守敌采取了以瓦解为核心的强大政治攻势，而攻心的重点选择与蒋的嫡系新七军有矛盾冲突的六十军上。这时，政治攻势主要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作宣传，争取、瓦解其国民党士兵；另一条是在敌军内做上层军官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守城军官、将领的起义、投诚、投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长围久困”政治攻势为主的方针，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组织人力，统一编写、印制了一百万份宣传品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市运往长春城下，发给围城部队使用。在我围城部队实施“长围久困”方针的第四天，即6月28日，我围城指挥所便根据谭政有关指示和吉林高于会议精神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依照东北野战军总部及其政治部谭政等人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及其弱点、矛盾，指出我军必须利用敌人这些特点、弱点、矛盾，加强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斗志，瓦解敌人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布置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当时瓦解敌军、采取政治攻势主要有四种形式：一种是阵地喊话。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用嘴喊，后来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向敌人喊话，最后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即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中的士兵，也争取其中、下级军官。喊话的除了我军干部、战士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地前喊话。在围城的日子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你们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的问题，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的眼泪。一种是送宣传品。我军利用打宣传单，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沿护城河水放宣传木筏和利用各种关系带进城等方式，把我军印制的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各类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送进长春城里。此外，还送去了谭政组织印制的，以供敌人投诚、起义到我解放区而用的《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所规定的，主要宣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摆出了一条性命攸关之路：一则如若困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身亡；二则如若向沈阳突围，拖着饥饿的身子在我解放区的大地上逃命，最终逃脱不了被我解放军层层围歼覆灭的命运；三则反蒋起义，投诚于人民，参加革命，这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学。一种是不见面的“交友”。
有的围城部队为了联络感情，与敌“交友”，促其觉悟，缝制了大量“慰问袋”，里面除装有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当时长春市内一个馒头可换一颗金戒指）、烙饼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时则利用老百姓的关系，直接把东西送去。同时，部队还利用节日，进行送节礼活动。有的部队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六十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品上写上打油诗，设法送到“朋友”手里。诗中写道：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诚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此外，我军从阵地上拾到不少敌人空投的邮包，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家属寄来的信件，我军都设法转送进城。接到礼品、宣传品和转送的信件的敌军官兵“朋友”，不少的给了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有些围城分队，还发展到与蒋军士兵举行阵地联欢的“交友”活动，在敌前沿布置敌军士兵俱乐部，插上各种各样的宣传旗子，用留声机向敌军放思乡曲，宣传队员为他们演唱家乡小调，说快板，对口唱，对口词等，以拨动敌军士兵的思乡情绪。有的分队，还设法把敌军士兵“请”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让他们叙述国民党内部的情况，然后我们的战士讲我军的政策，招待他们吃顿饱饭，再让他们回去扩大宣传。一种是利用国民党家属等直接做工作。围城部队，通过组织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长春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尤其利用国民党军官兵家属和俘虏、投诚过来的官兵等直接做工作，取得很好效果。我军攻下吉林时，俘虏中有敌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媳。我军对她们进行教育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我军又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城去。这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他说：“共产党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8 月5 日、11日，我围城部队又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8 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军区领导谭政等和围城指挥所组织了两次大检查，利用自己办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瓦解敌军的先进经验，使政治攻势做得形式多样，有声有色。通过我围城部队在军区、野战军政治部谭政等指导下所采取的丰富多采的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城内的敌人，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军官，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士兵到整班整排的出城投诚。我军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敌工部设立了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凡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家的，就发给路费。对一些合适人员，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敌六十军起义前（6 月25日至9 月底），零星和小批逃出城外向我军投诚的敌军官兵有近二万人，约占守敌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集体投诚者五十七个整班，十个整排，三个整连，六十军投诚者三千八百余人，新七军投诚者三千七百余人，土杂部队投诚者六千二百余人。投诚者共携出各种枪支三千二百余支，还有三门六○炮。①为了在敌军内部做其上层军官尤其是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以谭政为主任、以周桓为副主任的军区、野战军政治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国民党第六十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中央即已着手做滇军的工作。
1946年4 月，朱德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在延安学习、工作的云南籍同志座谈会，号召云南籍的同志到滇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我党便派遣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到东北来做滇军即六十军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刘少奇、朱德向他具体布置了争取六十军的起义工作。刘浩同志辗转来到东北后，即找负责敌军工作的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和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周桓进行联系。此后，刘浩便在周桓直接领导下负责六十军的工作，担任过滇军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他曾以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公开身份，多次往返于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之间，同这两个军的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公达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东北局及其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敌工部的有关指示精神，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掌握兵权，搜集情报，团结进步官兵，进行敌军内部兵运工作等。他还先后见过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向他们交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件，宣传了我军的政策。1948年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