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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李德等中央纵队首长在一起吃饭。这第三次见是在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前。每次见面，在长征历史上是三个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三次都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种不同的情感。第一次，他勉强被同意随军转移，参加长征，在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的危急时刻，却流露出难言之隐。第二次，虽然他的领导地位未被恢复，但因他的意见已被采纳，而显得特别乐观。这第三次，在他的亲切幽默中，又有一种肩负重任的劳瘁之感。毛泽东一见到谭政等红一师三位从最前线下来的指挥员，立刻热情招呼坐下。谭政又见到他多年跟随的老上级，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特别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高度地评价了红一师在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绩。他高兴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尔后，毛泽东谈到了红一师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谈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后，又问了些红一师部队生活和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及师政治部政治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送走三位师领导。
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红一师集结地。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取得长征胜利、革命不最后胜利的道理？”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它的重要性。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三团四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队前作检查。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回到排里后，排里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三团，对四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四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谭政的这一政治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曾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谭政考察1930年8 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红一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这个排连攻三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七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1933年12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红一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红一师所面对的敌人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增强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大会开始了。红一师全体指战员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谭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一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牺牲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冬季的山岗和村庄，震撼了红一师指战员的心！第二天，红一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一师指战员仇满胸，枪满膛，各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放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
为了提高政治工作的质量，谭政还清醒地意识到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部队领导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然而，红一师部队广大指战员，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甚至师长李聚奎、团长杨得志，写个战斗情况报告也很困难。红一师战土许多人还是文盲。鉴于红一师部队这种文化状况，谭政下决心要改变这一文化落后的局面。于是，谭政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学习文化的时间，主要来自战斗间隙和部队行军过程及其休息时间。学习文化的教员，基本是部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组织，是依照识字多少编成不同的班次，由各级政工部门统一领导。学习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行进的战士，边走边识字。途中休息时，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
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短期休整，各团除加紧识字学习活动外，都要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红一师部队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学习文化活动，谭政都写进了每个月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在一份月终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清晰地记有下面一段文字：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不认识，现在认识20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50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回想起这些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谭政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劲头更足了。1935年5 月23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蜀西南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峰峦峭拔，岩嶂奇险，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带刺藤蔓，左缠右绕，苍黑葱茏的林木，覆盖着遍布山涧的洞壑泉苔。
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交通阻隔，文化落后，彝民百姓的生活，缺衣少吃，贫寒交加。由于国民党在彝族区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