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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 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祐死后，他的妻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祐的亲生儿子刘保，而立刘祐的堂弟刘懿。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反常措施，皇位不传亲子而传堂弟。但一看年龄便可恍然大悟。刘保那年已十一岁，而刘懿才八个月，掌握八个月的婴儿当然比掌握十一岁的少年，时间要久的多。
外戚中当权时间最长，声势最煊赫的，一是以邓太后和她的兄长邓囗为首的邓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长梁商为首的梁姓戚族。邓姓戚族当权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当宰相的二人，当大元帅的十三人，当部长级高级官员（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将领二十二人，州长（刺史）郡长（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梁姓戚族声势也很大，当权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当皇后的二人，当嫔妃的二人，当大元帅的二人，妻子女儿被封为“郡君”（女性王爵）、“县君”（女性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将领五十七人。两大戚族的朋友、部属，和趋炎附势的苍蝇政客，共同组织一个当权集团，迄立在政府之中，盘根错节，不可动摇。
可是，外戚们大多数不知道珍惜权力，而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邓姓戚族更堕落，尤以梁冀这个恶棍集凶恶愚顽之大成。这当然引起外戚集团以外新兴阶层士大夫们的抨击，不过士大夫显然居于劣势，因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最传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根跟纪元前三世纪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十五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他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他九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脱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四 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