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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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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二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汉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上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郭,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无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  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潮。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阳(河南洛阳)人。苏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入小人系统,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对新党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斗中失败了的旧党。

一○九三年,旧党护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经十八岁的皇帝赵煦对这位干涉国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母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党领袖章惇,恢复新法,贬窜旧党——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党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知开封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现在他看见旧党失势,叛离旧党,再投入新党。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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