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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免革命。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年的混乱和苦难。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的入侵。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从1880年到1938年，第三世界国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40％。
这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贸易关系〃的入超趋势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最终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1，到1975年达到12：1。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59年——古巴。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
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如果马克思听到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萨·孔延奥（Antonio Rosa Continho）向。群葡萄牙商业人士的演讲，他定会感到惊奇，他说：〃军人运动本身可以看成是象在非洲那样的解放运动，它不仅仅是要求正式的独立，而是要解放全体人民。〃
未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取决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继续扩大还是逐渐缩小。而至今这种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第三世界仍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1966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1958年世界上各个地区爆发了58次起义；其中只有一次是发生在人均收入超过750美元的国家。麦克纳马拉这样总结道：〃无疑，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存在着无可辩驳的联系。而这种暴力的趋势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上）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象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