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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避免了党派的偏见”，在对其父亲的怀念中显得很孝敬。鉴于丘吉尔卷入当时的政治纷争是如此之深，并与书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巴尔弗、张伯伦及其他一些保守党领导人的政治分歧是如此之大，他仍能比较客观而深刻地对现实政治进行剖析，不能不使人赞叹。历史学家A·F·彼拉德认为，“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这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丘吉尔传……２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２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巴尔弗尽量避免在党内激化矛盾，但张伯伦却对首相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行动上的延宕越来越不耐烦。在1905年11月14日的保守党纽卡斯尔年会上，张伯伦的政策主张在提交表决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成。在这一形势鼓舞下，张伯伦向巴尔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的关税壁垒政策。巴尔弗没有接受张伯伦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辞职的选择。他过高地估计了自由党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党的领导人只能组成一个少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长命的。假若如此，需要他再次登台的话，他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然而巴尔弗这次打错了算盘。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很快在内部做好了协调工作，于1905年12月5日组成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选。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的10年统治。在下一个10年中，将都是由自由党政府统治国家；而自由党人（加上在联合政府中）任首相的时间则长达17年。
坎贝尔—班纳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部次官。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为今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地位。
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而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然而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额尔金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而且是上院议员。因此，丘吉尔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
按照制度，大臣及其次官都可以配备私人秘书。被任命为丘吉尔秘书的是埃迪·马什，一位与丘吉尔同龄的部内文官。马什自此时起一直跟着丘吉尔，从一个部换到另一个部，到1929年丘吉尔下野时止，他一直是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他博学多才，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还阅读并修改了丘吉尔所有著作的全部清样，为这些作品增添了文采。他们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马什1953年去世时才结束。
上任伊始，丘吉尔还来不及熟悉部内各项事务，就不得不面对1906年1月的全国大选。他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直是保守党据点的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参加竞选。1905年末，他就带着马什住进了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米德兰特旅馆，在一连串的政治集会上发表了极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丘吉尔在选举中还得到了当地犹太人团体的强有力支持。因为丘吉尔一贯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事业，同情他们试图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上建立犹太民族中心的设想，因而博得了以曼彻斯特犹太人协会主席纳丹·拉斯基为首的全体犹太人的好感。
在演讲中，丘吉尔充分运用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演说技巧，在与政治对手的辩驳中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竞选对手威廉·乔因森—希克斯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他抓住丘吉尔由保守党人反叛为自由党人这一事实，指责丘吉尔的政治态度前后矛盾。丘吉尔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诘难。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还很注意争取保守党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贸易问题作为自己演说的经常性主题，强调这一问题是选举的关键问题。在许多场合他都曾这样说：
“在这次选举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在1906年人们赞成的是什么呢？是自由贸易（热烈鼓掌）。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遗忘。”
因此，丘吉尔得到了当地自由党贸易派的支持，在竞选的巨大天平上，为自己又加上了一颗份量很重的法码。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以5639票当选，重新成为议员，只不过这次是自由党的议员罢了。自由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也大获全胜，获得401个议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大幅度下滑，仅为157席，遭到了惨重失败。在自由党方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宣称取得了比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胜利还要大的成就。倒霉的巴尔弗不得不靠在其他地方进行补缺选举的办法使自己得以重回下院。
1906年的选举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由工会代表委员会新近改组成的工党在大选中初战告捷，获得了29个议席，此外还有24个议席是作为自由党劳工代表当选的，这标志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丘吉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新特点。1906年10月，他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代表参政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赞成工人代表参加下院；但他又尽力试图将工人代表参政的组织形式纳入自由党的轨道。他反对进行暴力革命，在演讲中他警告说：“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的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关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哲学概念上有何差别的辩论”，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党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打比方说：“我们在给街道提供照明和安排供水时，是集体干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向一位女人求爱时，就不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而女人也不会以集体的方式嫁给我们。”这个比喻倒是够鲜明生动的，但多少也有点不伦不类。这反映出丘吉尔的特点，他主要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在理论上的修养则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曼德尔逊曾写道：“如果问起丘吉尔，根据他的观点，世界应该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需要改造，他准会陷入窘境，回答不上来……简而言之，丘吉尔没有世界观。他虽然没有深谋远虑的观点，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虽然没有明确的和系统的哲学观点，可他有某些观念……他是一个沽名钓誉和精力旺盛的人，也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成为事件的核心人物。”
也有人认为丘吉尔是故意地混淆两者的界限。他的好朋友保守党人F·E·史密斯曾在下院中提醒道：“社会主义者最好不要去欢迎丘吉尔的名字，因为归根结底他会在他们开始游泳时——如果他们会游泳的话，不过我对此却十分怀疑——偷走他们的衣服。”
大选结束后，丘吉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他与他的顶头上司额尔金勋爵年龄相差悬殊，性格迥然各异，阅历和修养自然也有很大区别，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对此，额尔金勋爵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后来回忆道：“当我接受丘吉尔为我的副手时，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会是轻松的。”额尔金不得不耐心地听取丘吉尔关于各种问题的高谈阔论，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把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操在自己手里。他说：“我决心让他接触一切政务，但要对他有所控制。”
殖民地事务部有一位官员曾写道，丘吉尔时常“同额尔金勋爵呆在一起20分钟，或半个小时，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的看法，额尔金勋爵则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