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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奇……書∧網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有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商人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九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回报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不测之事发生，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暗杀团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汪精卫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