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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成了问题。教皇保罗对避孕问题反复思考达五年之久，最后于1969年7月29日以题为《关于人类的生命》的一篇七千五百字的通谕中加以否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群情愤激。旧金山大学（属耶稣会）的城市生活研究所，公布说他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赞成避孕的。年轻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同意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教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同意）。在华盛顿有几位教士举行了一次静坐抗议；另外有一百四十二人给他们的大主教管区为首的枢机主教巾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送去了一份抗议书。当这位枢机主教在圣马太总教堂里开始宣讲论服从时，教堂会众有二百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傲然阔步走了出去。布法罗有七位教士因反抗性的言论被一所神学院开除。但是造反仍继续蔓延。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大主教管区的前助理主教同纽约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很快，教士结婚——往往是同跳墙出来的修女结婚——的消息就不新奇了。
很多性欲知识是从实验室得到的，由穿着白外套、拿着记秒表以及其他东西的科学家加以观察。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他俩最后也结婚了。他俩在圣路易市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机构的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交配的测量和摄影却把爱挑剔的评论家吓坏了。马斯特斯－约翰逊设备的最精采部分是一个通电的塑料阴茎，里边有一个小照相机和冷光照明，以便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过去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性病的传染已经消灭。（这十年的后期，由于乱搞男女关系重新风行，性病再次出现，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公开这样写着。性交很舒服，他们也就经常干。现在反正有药丸，避孕套和各种用于子宫内的子宫环，子宫帽等作保护。
六十年代后期，打胎已极容易，女孩子于是感到更安全了。但避孕方法的改善对于失足者人数的增长并无责任。这情况早己出现。在1940年到1960年期间，非婚生育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这些妈妈中有百分之四十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赫钦格夫妇调查，在某些特殊的社会中，一个女孩子在她过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就一定得和她的男朋友性交，如果她拒绝，她就会被人看不起。奥克兰有一所中学，女生怀孕的太多，学技只得同意她们都回去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阔人区的一家医院报道说：未婚母亲的数字在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一，《纽约时报》更引述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的话，说女孩子怀孕“一度是大学里的间题，现在在高中或初中也成向题了。”纽约一个初级中学在一年里发现了二百四十起怀孕事件。1961－1962年的冬天开始普遮使用避孕药，到了1967年女学生生下私生子的数目才逐渐下降了。但是决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性交活动不那么流行了。
色情充斥的美国文化现状无疑应对婚前和婚外乱交活动的增加负责。色情无处不存在——平装书的书架上，电视屏幕上、广告中、杂志里、流行歌曲里、戏剧，音乐以及日常谈话中都有。据贝蒂·弗里登说，某一心理研究机构发视在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中涉及到性向题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纽约时报书评》注意到兽与人的“爱情”故事已十分流行。邮局因递送色情作品而收到的抗议信在六年中增加了一倍，1965年是十三万封。
“应先作好准备！”在一张招贴画上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女孩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大笑着说。童子军总部要求赔偿名誉，法院对这个案件根本不受理。“使用避孕药物：这样就不用怕贴得太近了”，这是一份“计划做父母”的广告中的话。曼哈饭最大的旅馆，纽约希尔顿旅馆按小时出租房间。性生活失意的人（或夫妻）拿着《星期六评论》或地下报纸中的个人广告到处去寻求新的对手。谁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夫妻交换会的主要活动地点；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的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便和谁一块儿去睡觉。
年轻人说，如果中年人可以互换老婆玩玩，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先试试老婆的好坏？有些地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考虑到有些诱惑的可怕作用，便试图依靠地方自作的规定来防止这种性泛滥。有一个时候，在公共海滩上游泳的妇女所穿的游泳裤必须把两边屁股各包二英寸。不久，肯尼迪的寡妻在一张照片中却只穿一身三点游泳衣，这规定便立即被打破了。此外还有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女生说：“从没有一个人说‘不干’的。”那么多人一说就行，大学女生却还有三分之一是处女，这也真是怪事。在有些情况下，父母实际把女儿没有性经验着作一件麻烦事，要是其他方面无问题，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的女儿保持处女身份。但在这一代人中，什么事都成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如果对性缺乏正常兴趣，就很可能是已堕入了另一种为青年人预备的圈套。她可能——在某些地方还十分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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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期化学疗法的最初发展是有益的。三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药物。接着出现了青霉素（1943年）、链霉素（1945年）、可的松（1946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年）、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年）、脊髓灰质炎菌苗（1955年）、萨宾菌苗（1960年）。以眠尔通与利眠宁为前驱的各种镇静剂，把精神病患者通常住院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初问世的时候都叫做“神效药”。有了这些药物，自从人类史早期就折磨人类的一些病害被制服了，有些还被消灭了。1959一年里，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五百七十九吨，让人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药物适应的需要。近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当夏季几个月，小儿麻痹症就使父母们感到惊恐；1952年一年，发现的病例有五万七千起。这种情况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药物革命有其阴暗的一面的最初迹象是在1962年出现的；当时有八千欧洲妇女因服用一种叫瑟利多迈德的新产品镇静剂而生出缺四肢的婴儿。幸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反对，瑟利多迈德没有获得许可在美国通用。然而，一些为了调查的目的试服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也生出了畸形的婴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美国人药柜里的药物之多是空前的。医生们这时一年要开出价值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药丸的处方，其中包括新的巴比土酸盐剂和安非他明，催眠药和抗抑郁剂。此外，还有一个巨大兴旺的黑市。每年制造的八十亿粒安非他明或叫它兴奋药九，其中约有四十亿是非法出售的。外行常把兴奋药丸和巴比土酸盐叫做“软”毒品，而把海洛英、吗啡和可卡因叫做“硬”毒品，但是药物学家深知叫法正好应当相反；旧的那些毒品使有瘾的人镇静，而新的毒品使人产生危险的和难于预料的情绪。有些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为大家所熟悉，以至于有了流行的外号。其中有“兰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黄胡蜂”（宁眠泰尔）和“兴奋丸”（巴比土酸盐加安非他明）。
新合成药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东酉最初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于1938年离析出来的，但性能尚待发规，在实脸室里搁置了五年，没有受到重视。发现它的性能是在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他开始产生各种幻觉。这引起了他的科学好奇心，于是有意地服了二百五十微克——约一粒细盐大小的量。他在日记里说明了药的作用：“我的眼晴闭着，五颜六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