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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千百万美国人的皮夹子里得装着不下二十个复杂号码，有些是证明他们的各种身份的，有些是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它们简直要把人分成杂乱的小件——邮区代号、居住区代号、血型号、驾驶执照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登记号、入伍编号、赊购帐户和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抵押契据、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发的权利证明书等的号码。《企业畜牲》一书的作者建议玩一种“计算机卡轮盘赌”。其方法是用胶带把卡片上的孔眼封住，另外用刀片开一些新孔，然后把后码暴露到电磁体上。当加利福尼亚一个看门人收到五千美元的支票作为他两个星期的工资时，大家都欢呼祝贺，除了气体弹性研究人员、惯性系统工程师、超导性研究专家和数字线路设计专家——总之，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属于他们的。
美国最早的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者约翰·莫奇利曾经预言，“只有四五家巨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器。”他低估了他自己的这些奇妙东西。1955年关国有一千台计算机。美国政府的工程师在1960年曾经认为五年之内，使用的计算机可能达到一万五千台。五年之后，实际使用的是二万五千台。到1967年共有四万台——单是联邦政府就拥有大约二千台。
这一切使美国的人文主义者很是不安。这些人在政治方面属于自由派，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却越来越守旧。在四十年代的后期，《1984年》一书使他们感到惊恐。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假斯文的落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标志，因为使他们特别不安的是随着技术进展的浪潮而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全国的人都正逐渐受到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的奴役。新出的电子计算机提供的数字也包括分析操纵群众的结果如何增加了消费者负债的资料。消费者负债从1956年到1967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达到九百九十一亿美元。单是汽车欠款一项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达到三百一十二亿美元。看来威尔·罗杰斯的话果然不错；全国正乘坐着汽车走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的情况本来就够糟的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底特律对于环境起着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普遍富有日益被当作人类祸害，知识分子的担忧，远远超过这一点。全国贩卖机器的贪婪似乎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自从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可以自由使用的个人收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是那种在三十年代极为强烈的信心，说什么人只要有钱就会慎重使用的信心，已经全部粉碎了。此外，埃得蒙·威尔逊曾以轻蔑的口气写到过“不能滋补的食品，不能灭菌的杀菌剂，”写到“对皮肤有毒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死树木的杀虫剂”。而在繁荣的六十年代，正是这份货色在畅销。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可以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商业广告现在以无比庸俗的方式——再加上令人作呕的彩色——大肆推销这些东西，使人简直不知道全国将拿这一切废物怎么办。1969年美国棒球联赛决赛之际，一份富有灵感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广告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顾客每购买三美元的汽汕，就赠送一只能装“二十二磅，四立方英尺”废物的塑料袋。广告节目里说，“你一定会高兴把它扔掉的。”确实如此。
电视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它把原来——即使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应当在户外活动的千百万人变成了整天喝啤洒、肚子胀气的观众，瞧着年轻的运动员在花哨的运动场上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这种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算休斯顿造价三千二百万美元、有空气调节的透明圆顶体育馆，它设有四万六千只软席座位、可容三万辆汽水的停车场，并且有钢架圆顶，因而不需要发给因雨延期的票根。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师们一心要在有雾、下雨和黑暗中都能使用，竟然忽视了一种可能的情况：阳光可能照耀。遇有大太阳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棒球外野手在耀眼的圆顶馆之内接不到飞球。最初棒球比赛只在阴天举行，而即使这样，外野手仍然必须带上击球头盔。后来顶上涂上了灰漆——于是不论天气好坏，一切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新的繁荣抱怀疑态度的人说来，透明圆顶体育馆是庸俗和过分消费的神殿。它那五十三套包厢座，租期五年，每个球赛季节租金自一万五千美元至三万四千美元不等。对在下面场内看球赛看得厌烦的人，还开设了非公开的俱乐部，内有酒吧间和电视，室内装饰图案全是“塔希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一类的主题。根据透明圆顶体育馆工作人员不同的任务，共设计了五十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着航天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送去学习过三个星期，学习如何突出表现透明体育馆特有的景象。这座体育馆内最惊人的奇观是本馆棒球队的一次本垒打。球迷们永远忘不掉，一些参观的投球手一直恢复不了平静。当时电子计分牌发疯似地乱闪。又是火箭放射，又是炸弹爆发。角上插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州旗的电牛彼此猛冲。电动牛仔们对它们发射电子枪弹。乐队以猛烈的声响穿插演奏着《得克萨斯州的眼睛》。
“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年有一条广告口号说，“那就买经过考验的产品吧。”但是怀疑派根本不犹疑。只要是大量倾销的商品，他们都不购买。对他们来说，市场是罪恶之地。他们年轻时代所学的经济课程完全不适用了。“群众的中心向题已经转变了，”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向题“不再是衣、食、住，而是在令人感到不安的富裕中如何生活。”戈德曼描述了“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再肯按受的一种分配不当现象。”这一部分人的声音很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当现象的论战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主题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警察－监狱国家。
某些有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论点并非总是合乎逻辑的。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它认识不到市侩作风的增长是“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文明的好处的后果”。卡罗琳·伯德提到，“一般具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却看不到六十年代的充分就业怎样促成了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纪律等方面的衰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方面的种种进展进行挑挑拣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他们就得容忍其他的一切。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的奇迹般的产品，而又否定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可以厌恶这种妥协凑合。但是他抨击的应当是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由无固定价格和无能操纵市场需求的公司去生产喷气式飞机，核动力厂和象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他只能要求停止生产这一切。”加尔布雷斯仍然是更高生活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提倡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的同行，在他们全盘否定这种数字社会之前，自己应当想到这样的社会给了他们许多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享受着的东西，例如，“电话如没有自动接线装置，按目前通话的数量，大约会需要全国整个的妇女劳动大军才能处理得了。”
上面是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料想到在四年之后，他认为所有接线员都是妇女的假设，会成为引起争端的话。昨天的明明白白的道理成了今天的邪说。这恐怕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影响中最突出的事实。这种变化是痉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