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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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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