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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楼里的政府显要人物，暗地里焦急万分。每天战报送到以后，总统就在早上主持战时会议。和美军总部的电传通讯联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国家安全委员会差不多不断地开会。但这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杜鲁门的备忘录上随手写满了他的感想。在那年圣诞节留下来的一页中，他写道“……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讨论我们国家面临的令人不安的局势。艾德礼、福摩萨、共产党、中国、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等。我为和平已经工作了五年零六个月，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又临近了。”
自从1944年凸出地带战役以来，这是最糟拐的一个年尾。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共产党人又再越过了三八线。三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说，“成功地进行抵抗固然对我国利益有着重要关系”，但是不值得“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告诉他，假如他被迫退到锦江，他们会命令他“开始撤回日本。”麦克阿瑟在12月30日的回答是：请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他还提议在宣布之后，跟着就把“三十至五十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把福摩萨一支五十万人的国民党两栖部队，在两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在中朝边界的两端实行登陆。他还说，在中国人被击败后，应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以防止共产党再度侵入朝鲜。这是根据这位将军退休以后他自己同意举行的两次互相佐证的记者招待会。不过在他生前没有透露。】
同一星期六，南朝鲜人又放弃了汉城，这是春天以来的第二次。沿三八线各个地区，气温已降到零下，始终没有回升。共产党人每晚都展开进攻。麦克阿瑟的防线支撑不住，开始部分后撤。到了除夕那天，正当大家唱起《美好往日》的时候，一次最猛烈的攻击，有如巨浪一般，穿过厚厚的白雪，汹涌而来，扑向了联合国军的防线。
第三册
第三部 种下恶根（1951－1960年）
第十八章 分裂之家
1951年1月4日，汉城再度陷落。共产党人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切断美军第二师，打乱联合国军整个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手上只有二十万人（半数为朝鲜人）要同四十万敌军较量。“灰溜溜的败仗，其恶果所及”，使华盛顿的艾奇逊也感到意气消沉。
联合国军阵线没有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部队，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巧妙地收缩，堵住原州的缺口。到1月中句，敌军新年前夕攻势的势头已过，到该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转入反攻。2月底，第八集团军返回汉城郊区。李奇微在3月14日到15日的夜里重占汉城。两周后，两支大军又回到三八分界线上对峙，几乎回到三个月前的原地——单就这一点而论，也可以说是又回到九个月前战争爆发时的位置。
这一代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最近又因仁川奇迹而冲昏头脑，因此不能痛快地接受僵持局面。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遏制的主张——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好象异端邪说，听来令人讨厌。《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院外援华集团把政府不愿进攻满洲嘲笑为“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觉得国务卿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简直接近背叛。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独特的转变。12月间，三十三个师的中国人开始渗透过麦克阿瑟防线，两位孤立主义者曾公开表示对朝鲜的远征洗手不管。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演说，请同胞们“只管自家的事，到别人威胁到……家园时才去干预。”赫伯特·胡佛在12月17日响应肯尼迪，提出理由说，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全球性冲突中，美国的军力永远占不了上风，但是美国的空军与海军能够控制海洋，保卫南北美洲。他劝告美国人要安于这一点，一方面养活“世界上饥饿的人”，另一方面平衡预算，这后者是胡佛提出来解决国家危机的不变良方。
但是，敏锐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新东西。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起初看来那么孤立，其实也不限于西半球。他想的是“一边以不列颠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福摩萨、菲律宾为疆界”，守住大西洋和太平洋。继胡佛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罗伯特·塔夫脱在参议院议席上亦作出同样让步。他承认，万一受到攻击而又可能作出有效的防御的话，这些“民主岛国”应予保卫。胡佛－塔夫脱主义，有人称之为美国堡垒原则，有人称之为大陆主义，到了新年元旦，已被提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关于究竟哪一选择最好，这方面的争论成为国会山上传出的最主要新闻。记者们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拨款建立杜鲁门曾保证给北约的四个师的军队。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说，“国会从未赞成把一支地面部队许给欧洲的方案，我们不应稀里胡涂地同意。”三天后，参议员惠利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案，反对在制订正式国会政策之前，将美国地面部队派赴欧洲。2月15日，共和党的大多数众议员签署一份支持胡佛大陆主义的宣言。塔夫脱的对手们决意把他说成阻挠议事程序者，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而塔夫脱也忽视阐明的是，他的整个立场依靠的是宪法规定的宣战权在国会，而不在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他宣称他“很愿意坐下来和总统……或多数派的任何人一起，拟定可以博得美国人民一致和持久支持的计划。”但是，杜鲁门这时不打算让别人分享自从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逐渐积聚在现代总统身上的越来越大的权力。
从七十年代的观点回顾，这次辩论最突出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基本原则，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基本原则远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行政当局的辩护士也好，国会山上的人们也好，都喜欢采用“自由世界”的说法；大家一致同意，“自由世界”还包括蒋介石的福摩萨、李承晚的南朝鲜、保大的越南，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庭、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统治着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大陆主义老和国际主义者都同样假定，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而且，不管谁在辩论中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其结果，不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甚至不会有所议论。所有辩论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共产生义是铁板一块——有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指导着从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赤色活动，因此他们相信，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行动都是先计算好对自由世界各国的影响，然后才动手干的。当时这种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坚持，以致后来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所安排的时间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都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人单独挑起来的，旨在加强大部分亚洲人当中已经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绪。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谋略。”』
辩论产生于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同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却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个民主党人；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