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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姆斯·皮特里洛这个音乐家工会的头头，也是一样不识时务。对短袜少女说来，皮特里洛更是可恶。他要求乐队的唱片在电台播送时都要付给版税，这样，他使听众听不到流行乐曲达二十七个月之久。在年青人看来似乎这是存心对他们罢工，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有名的摇曳音乐乐队。由于皮特里洛的抵制，由于食物定量配给，由于旅费开支浩大，而且由于大众的兴趣变化了——短袜少女现在喜爱感情缠绵的民歌了——总之，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大乐队解散了，士兵们原来喜爱的摇曳音乐时代，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父母们笑逐颜开。他们本来一直都喜爱民歌的。他们不但对孩子们能收集废胶和废纸引以为荣，而且对这些青年的新风尚中的很多方面都感到高兴。1944年全国最流行的歌曲是短袜少女喜爱的一支新颖别致的歌，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当时大学生中几乎己经没有男的了，所以大学就难得有什么运动选手（只有西点军校是例外，它以布兰查德和戴维斯为中心组织起一个每分钟可以得一分的驰名的球队）。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中学球队上去，打球规则修改后，篮球开始成为极其吸引观众的项目。爸爸和儿子可以一起去看，正如妈妈和女儿都爱看《魅力》杂志上同一篇文章。青年人对新鲜玩意总是特别感兴趣的，1944年夏天，他们首先采用了阿根廷一个匈牙利难民所发明的用圆珠代替笔尖的笔。这种笔迸口时的商标名叫做“同温层笔”，可是人们干脆只叫它做圆珠笔。成年人觉得不错，也逐渐买来使用了。从政治问题以至写字用具，国内战场上的两代人似乎都是和睦相处。
但接着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罪在一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打着蝴蝶领结、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两个耳朵一大一小、面有菜色的歌手。他的名字是弗朗西斯·艾伯特·西纳特拉。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是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似乎身体羸弱，天真单纯，而且才有十多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一个连热水供应都没有的公寓里；父亲是西西里人，一个最轻量级职业拳击家。他是一个倔强的、出言不逊、孤独成性的人，认为自己有象漆皮做的那样肺腔，将来必会成为歌唱明星。提到任何对手，他都会粗暴地说，“我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那个狗娘养的唱下舞台”。他早已不是中学生了，年已二十多岁。对于这种错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二十五岁，看起来也许只象十九岁。很多孩子都觉得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象他们隔壁的朋友一样。也许这样他们感到我很亲切。我就想这样。那有啥关系，他们都是好孩子。”
西纳特拉的身体不够条件当兵，——他身体有个缺陷，就是他耳鼓穿孔——因此，他就有一个强烈的劲头来补偿这个缺陷。他的真正欲望是想成名发迹。摇曳音乐乐队队员常常善于和那些哼伤感歌曲的歌手捣蛋，一次西纳特拉唱到温情绵绵的时候，巴迪·里奇把鼓敲了又敲，寻西纳特拉的开心，结果却落得被他打得脸青嘴肿。西纳特拉念念不忘要一举成名，就不能老在一个乐队指挥的手下呆下去。他跟了詹姆斯六个月，就转到汤米·多尔西那里去。他对“蠢人们来了”、“日日夜夜”以及“银白色的圣诞节”的唱法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他就赔钱取消了与多尔西所订的合同，雇用一个宣传代理人，这样就准备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了。1942年12月30日晚上，当他在纽约派拉蒙戏院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演唱时，突然坐在第十二排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中午没吃午饭昏倒了——或“晕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吃一惊，站起来尖声大叫。霎时之间，全场都乱作一团，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西纳特拉继续唱下去，他这人是绝不会因尖声大叫而停下来的。等到他唱完时，整个戏院都象烧开了的锅似的，人声鼎沸，女孩子们都站在那里尖声怪叫。
这种怪叫就象瘟疫一样，一下子传遍开来。他成了有名的“歌喉”，不管“歌喉”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全场骚动。他每星期收到的信突然增至五千封，全国的弗朗基迷组织了两千个俱乐部。不管他走到街头小铺、饭店、百货商店和在家里，都有人追着他要他签名留念。有人爬上他的屋顶，偷看他的卧室。真的，如果他在泥地里走过，也会有人把泥土挖起来晒干，把他的脚印保存起来留为纪念的。这些人不全是小孩子，也不都是那么和善的。有两次他给顽皮的女孩子们用力拉着他的蝴蝶领结，想夺为己有，几乎把他勒死。一次她们还要把他的衣服撕脱，差不多达到了目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凶神恶煞的女人在华尔道夫饭店把他迫到无路可逃，然后扯开自己的衬衫，硬要他在她的乳罩上签名。到了1944年，他又在派拉蒙戏院演唱三星期时，听众前后有三万个尖声怪叫的青少年。为了控制这个场面，出动了四百二十一名防暴警察，二十个女警察和二十多辆警车。
“歌喉”——别名为弗兰克·“晕”纳特拉，又名为“晕厥”大王——发了财，他发财之快，比之美国士兵占领西西里岛所需的时间还少。他已签订了很多合同，每周在“幸运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作一次演出，每年在RKO公司拍一部电影，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唱片，所得版税收入高得空前。他每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尽管实行战时管制，但他似乎仍然花掉很大部分。他在好莱坞盖了一间粉红色的房子，里面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有些设备还是前所未闻的。他觉得起来拉窗帘麻烦，他就安装了一个小玩意儿，不用站起来就可以拉，这样就花了七千元。他定制的衣服，华丽而庸俗，尺寸都特别大，从松软的蝴蝶结领结，腰身很高的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现在他已经结识到很多朋友，他们围着他团团转，就象贵族们侍奉国王一样。他们以厕身在他的左右为荣，而他却在其他方面使他们更为高兴。他的怪脾气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一百五十元的金质打火机随便分送给人，就象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牌巧克力糖块一样。他的亲密女友也是不断在换。战前他跟童年时代的伴侣南希·巴贝特结了婚。成名以后不久，有人问到他的婚姻问题，他总说：“我最爱我的妻子南希，现在如此，将来永远也是如此。”后来他遇到这类问题，他就不再置答了。往后就有了爱娃·加德纳，再往后又有迈娅·法罗。
弗朗基的天才，或者说没有天才，这已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有如佩顿将军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这件事一样。《时代》周刊说：“西纳特拉的嗓子比得上约斯密蒂谷，已经成了国宝。”可是《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物《生活》杂志却说，“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伤感歌手”唱的“歌，每首听起来都是一个样”。因为他只懂得一个韵律：就是固定节奏的二拍二的葬礼进行曲的韵律。《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引用一个国会议员的话说：“‘孤胆骑警’和弗朗克·西纳特拉是美国青少年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