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案情并未结束。解放后，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表面上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黄远生希望新闻能够规范，他也正死在“新闻不规范”上：杀他的华侨正是信了当地报纸的谣言，才拼死要翦除黄远生这个“袁党分子”。在民初的舆论环境里，要求“新闻法治”，可不是痴人说梦吗？
张恨水进京
报人世家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时的北漂，比现在强的地方，是有各地的会馆收容他们。张恨水在芜湖会馆落下脚后，就托同乡朋友介绍，想到一家报馆做事。已经是老北漂的朋友给他讲：现在北京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报馆是顺天时报社，但那是日本人办的，去不得，去，他们也不收。最好呢，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张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报馆见工，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出得门来，他悄悄地问介绍的朋友：“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怎么这里只有三间房，也能开一家报馆？”
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谓办报，大多数根本不是营业的，最多印个几百份，还有印几十份的。最厉害的，只印两份，一份贴在报馆门上当幌子，一份上交给出钱办报的人，就完了。这样，一份报只要两个人，满可以撑得起来。
“那，谁去跑新闻？”张恨水还是想不通。
他们根本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发，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别的报纸的版面拿过来重排好，换个报头，反正只要瞒过出钱的大爷就成。
朋友还说，通信社北京城里有十好几家，可是日本人办的，英国人办的，要他们的稿子，都得出大价钱，小报纸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钱的通信社发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么维持呢？张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贴他们。”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几天你就明白了。”
张恨水后来进的报纸叫《益世报》，是天主教的资本，母报在天津，在北京又开了个子报。这在北方，就算大报了，光编辑部就有三间房子。张恨水进去，先是当校对，接着，就做了三四版的新闻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报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后来的小说名家，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对丑恶的现实，还做着“为民喉舌”和“直言谠论”的梦。
看看什么是黑幕
大学时读诸家现代文学史，提到“黑幕小说”都不屑一顾，不介绍，光骂。我就不明白，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后来看到一些似乎可以算作“黑幕小说”的，如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的确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点染而成，认得出来的有苏曼殊、姬觉弥、包天笑等，觉得也没什么呀，是不是文学史家们太言过其实？
今年在一个网站上买到张秋虫的《新山海经》，列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说到张秋虫，也算礼拜六派一大家，所谓“苏派以包天笑、周瘦鹃称雄，扬派以李涵秋、张秋虫为魁”。书买回来，有人抢去先看，看完扔回，还撇嘴道：“简直就是本黄色小说嘛！”我翻了翻，心下突然明白了，问她：“全书的大关目，是北京的红角柳蕙芬，和坤伶十月春相好，被十月春的旧相好季次青拿手枪打上门来，一个小报主编白五替他去挡，被打死了。柳蕙芬只好避走上海。你知道他在说谁？”她不知道。我就翻书给她看，这条叫“野狐张三之死”：
时有某大吏之子，与名坤伶某交甚密，花费金钱甚多。而某坤伶又欲委身梅郎，大吏子不能忍，拟以手枪对付……”某天梅兰芳到银行家冯耿光处，大吏子跟踪而至，正好大陆日报社社长张野狐也在，自告奋勇做调解人。张与大吏子乘车去寻那个坤伶不得，又回冯宅。冯耿光此时已电告宪兵司令部，说有强盗持枪抢劫。兵至，即向屋内开枪，将大吏子和张野狐一同打死。然后将大吏子的头悬在正阳门外示众，指为强盗。他父亲明知是自己儿子，也不敢去认。
记这件事的，是管翼贤（长白老人）的《北京报纸小史》。管是当时北京报界的名人，他对张野狐的死，认为是“报人不自检点，常与下等人为伍，张氏之死，诚不足惜”。但是他是史笔，所以比较客观。
到了张秋虫笔下，那就不同了。他的故事情节，倒是几乎与事实一模一样。可是他先大力渲染柳蕙芬和马二一班人如何荒淫，柳又和庄督办（应指张宗昌）又如何如何，后面又写白五（张野狐）如何帮堂子里姑娘办花报，人财两便，还有季次青（大吏子）怎么多次被女人勾引和抛弃。其间还穿插无数的男女苟且奸情，大多都是当时小报的新闻演化夸张而成。
那年梅兰芳离京来沪，上海的京剧名角，纷纷休假一个月，声势之大，并世无两。以梅兰芳的盛名，这种新闻事件，会引起社会多大的关注，可想而知。这样的小说题材，加上张秋虫的名头，销路如何，可想而知。对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也可想而知。偏偏张秋虫老兄，还要在“后记”里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白：“如果你跳起来自己承认是书中的某某，那只能怪你有相同的事实，不能怪我著书的，因为这不过是无心巧合，我哪里知道你会做这样的事。”这就太狠了！此书作于1929年，张秋虫不过27岁，他还说自己是“热血少年”哩。
到底是中国人
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个性很强，提了两个条件：（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他一个人说了算；（二）就职后先赴日本与欧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学管理。条件虽然苛刻，董事会也只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