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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25。1 日军和战举棋不定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管道1，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1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利）的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25。2 中国决心保卫武汉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新败的华军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华军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华军的主力能否被歼灭，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国军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