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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持，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5。5 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借口，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全盘状况，才不致于误以为不抵抗的政策，是蒋、张二人“亲日”的选择。这个对日军挑衅不抵抗的权宜性政策，其中实在有着太多主、客观不得已的环境与背景。假如蒋张二人要是亲日，张学良随时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拥立，早就成为所谓的“东北王”；蒋介石也可以放弃东北主权，而得到日本大量的军经援助，以扫平群雄，成为中国的新领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对统一与建国的众多挑战。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主管的认同，不是蒋张二人私下可以说了就算数的，虽然这个政策是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与极大的压力，甚至几乎成为蒋张二人“不抗日”的历史罪名。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蒋介石虽非“反日派”，但是绝对非“亲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当成他们大陆政策最为主要的障碍，张学良与日本人更有国仇与家恨。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为抗日尽力最多的，正是蒋介石，而不是批评他们的人。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甚至可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自的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曾经与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与合作，他深知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国力，相差太远，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两国断交宣战，十日之内中国就会亡国。”而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的动员。
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有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一战的国力与军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时，日本籍口护侨，出兵山东，迨蒋介石下台，日始撤兵；次年，革命军克济南，日本再度出兵山东，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五三惨案），就是企图造成中日战争的冲突，以阻挠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明知日军恶意的挑衅，但是仍然采取极低的姿态进行退让，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发战争，而阻碍中国统一的大业，这就是中央军在山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对于这个屈辱，不但在其日记中，有着势必雪耻的决心，其后蒋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在设法寻求如何的统一中国与复兴中华民族，以使中国有力量来击败日本的侵略。之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对以及中国抵制日货的压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东的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这个结果也让国民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对于日本在中国无理的军事行动（若是妨害到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