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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
经过几夜突击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运到他家，以后又由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同志用小汽车运到双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发行一个多月以后，忽于五月十二日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为《活路》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解往南京。这件事使张、杨和东、西北军两方面人士都为之震惊。后来查清是印刷《活路》时的保密措施引起了两名工人的怀疑（他们是蒋特的底线），他们在印时带去一份光纸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在军需处后面城墙上偷阅。
他们看到内容全系宣传抗日的违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给了西北“剿匪”总部调查科长江雄风。江看见如此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奖给这两个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个小册子是谁写的？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宣传对象主要指的是东北军。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凯头上，认为郭平日经常夸他与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能写文章。他们对十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又报功心切，就误认为《活路》一定是郭增凯搞的，即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蒋介石五月十日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电话请郭到总部，以有要事相商为名，把郭骗到总部逮捕，怕被十七路军发觉，连夜把郭送到临潼上车解往南京。
郭增凯到南京后，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追问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小册子？又追问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的？这两个问题郭增凯全无所知，虽然特务们进行各种威胁利诱、刑讯，也问不出结果来。他们又转告晏道刚，晏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指出《活路》是十七路军印刷厂承印的，让杨查办。杨从容地说：军需处不会印这种东西，请晏在市面上彻查。后来杨部查清是廉栋臣等二工人告密，杨将军觉得对不起东北朋友即将廉等秘密逮捕，关押在十七路军军法处，事变结束时将两人释放。晏道刚又去找张将军，张学良一见《活路》小册子，也很生气，说：这样的东西应当查禁，并应追查是何人所为？他命令部队查禁收缴。孙达生等又将收缴回来的《活路》，利用各种形式发给部队。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发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发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